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诺尔盖首次登顶珠峰。这次登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使峰顶成为后来登山者极具吸引力的目标。按照书中的叙述，这次登顶的意义不止于首次成功攀登——它帮助珠峰转变为富裕客户也可能尝试攀登的目标，为商业远征及其背后的劳工体系奠定了部分基础。

登顶作为转折点

书中指出，希拉里和诺尔盖是1953年首批登上珠峰峰顶的登山者。他们的成就为后来的世代提供了参照——人们已经登上珠峰，但峰顶的艰险并未因此消失。首次登顶反而证明，登上这座山的最高点是可能的，因此这也日益成为可供市场推广的目标。

戴维·布雷舍尔斯之后的职业生涯，展现了这一可能性如何获得商业层面。1985年，他带领得克萨斯州商人迪克·巴斯登顶。巴斯时年五十五岁，成为当时登顶年龄最大的人。书中称这次登顶是珠峰攀登史上的关键事件——它吸引了热衷冒险且富有的人士的注意，促成了一种观念——只要有决心并具备充足资源，更多客户便可能攀登这座山。

从成就到商业登山

围绕珠峰发展起来的市场，不仅依赖客户的雄心。到1996年，登山者和远征工作人员纷纷抵达，与20世纪80年代初春季登山季人数寥寥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那一年，最终有四百多人徒步前往大本营，商业登山领队则争相招揽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客户。斯科特·费舍尔把一个成功的珠峰登山季视为稳定Mountain Madness登山队财务、为未来远征筹资的机会；他希望以与罗布·霍尔六万五千美元的报价相近的价格吸引客户。

这一商业体系也建立在夏尔巴人的劳动之上。他们受雇后每天的报酬从二点五美元到五十美元不等，协助建立营地、将负重物资运上山，并为到访的登山者做饭和提供服务。因此，远征人数增加既意味着机会扩大，也意味着当地工作人员承担的后勤工作日益繁重。峰顶被视为可以到达的奖赏，而让客户得以向峰顶进发所需的实际劳动，与这一声誉密不可分。

路线作业与控制权不平等

路线的组织方式暴露了商业发展带来的另一项后果。在大本营，远征领队争论由哪些夏尔巴队伍负责用绳索和梯子铺设昆布冰瀑路线；使用该路线的远征队可以为这项工作向组织者付费。叙述者认为，这种安排是根深蒂固的殖民结构——所有队伍都依赖这条路线，但即使危险的开路工作是其他远征队的夏尔巴人完成的，领队仍可收取高额费用。

有人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由一支专门的登山夏尔巴队提前铺设路线，再由各远征队以承包方式向这些工作人员付费。在这一设想中，尼泊尔人将能更大程度地掌控登山通道及山地产生的收入。书中强调，曾从现行安排中获益的人会抵制这种改变。书中也提醒，不应把一支实力强劲的夏尔巴队伍看成可以立即组建的队伍——要培养支援远征所需的协作能力和技能，需要多年反复攀登及稳定的资金支持。

首次登顶的持续意义

首次登顶仍是珠峰后来进入商业时代的历史门槛，但书中并未把商业化登山的兴起说成这项成就的简单延伸。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座山吸引了付费客户、向导公司、电影项目和大批队伍；与此同时，围绕路线准备工作的争议也表明，收益与责任的分配并不平等。峰顶依然是目标，但能否登顶取决于峰顶山脊下方的决策和劳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1953年的登顶既是一项成就，也标志着人与山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它让先驱登山者之外的人也能把峰顶想象成目的地，而随后的扩张则引发了有关谁控制远征经济、谁的劳动支撑这一经济的问题。书中将珠峰广受赞誉的首次登顶，与塑造后来登顶尝试的商业压力和不平等安排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