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逃离疗养院

妮娜逃离桑坦德疗养院，标志着强加在她身上的故事转为一场悬而未决的失踪。多年后，一个已经习惯于讲述她的经历、并从中得到乐趣的男人在咖啡馆里讲起此事；他没有把逃亡描绘成一个亲历的场景，而是将一连串转述拼接起来——家庭纠纷之后遭到禁闭，几年后逃走，以及搜索最终无果而终。这种不确定性是事件意义的核心。妮娜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而从未亲眼见过她遭遇的人，却把这份沉默当成她已经死亡的推定依据。

从贝尔西托庄园到疗养院

妮娜结婚约十年后，托雷拉维德伯爵死于一场车祸。妮娜留下了她与伯爵的三个孩子、贝尔西托庄园，以及他们共同生活的一切。伯爵的亲属反对让她负责照看男孩们。他们称她疯了，认为不能放心让她独自与孩子们相处；争执最终闹上法庭，法官裁定亲属一方胜诉。妮娜被带离贝尔西托庄园，交由桑坦德一家疗养院的医生照管。

这段叙述将禁闭与家庭及法律裁决联系起来，却没有具体描述妮娜的行为或诊断。叙述者把亲属对她的指控说成别人加诸她的说法，而非提供独立证据证明她疯了。因此，将她带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她失去了贝尔西托庄园的家和日常生活；在家庭提出质疑并促成法院裁决后，她的照护也转由医生掌控。

逃亡与相互矛盾的说法

妮娜被送到桑坦德几年后，逃了出去，从此失踪。讲述此事的男人并未声称自己知道她如何逃脱、去了哪里，或逃走后立即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列出彼此矛盾的解释。有人说，朋友帮她逃走，还把她藏在某个地方；另一些认识妮娜的人则坚持说，她根本没有朋友。两种说法都未获证实，叙述中也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帮助者或目的地。

没有一个确定说法，并非一段叙述完整的逃亡故事中无关紧要的小缺口。这正是事件的标志性特征——众人知道妮娜离开了，但她身边的人对之后发生的事各执一词。故事没有描写营救、重逢或安全的新家。即使朋友曾藏匿她的可能性，也仍只是传言，与她根本没有朋友的说法相对立。

被误认为终点的失踪

人们找了妮娜一阵子，随后便放弃了。由于没有可靠消息，许多人开始相信她已经死了。叙述者回忆说，自己还在北方一家工厂工作时，听闻妮娜逃离了诊所；当时人们认为最可能的结局是，她躺在某条河底，或某道山沟下面，最终会被流浪汉发现。这些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只是转述的猜测，并非已证实的事件。搜索在没有解开这些疑团的情况下结束；对许多人而言，妮娜的缺席已足以证明她死了。

叙述者还记得，“疯了”这个标签如何影响他对她的想象。他曾猜想，这是不是指有人在屋里大喊，或是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地数地板，同时紧攥着一截绳子或一颗知更鸟的脑袋。他后来称，不了解那些被叫作疯子的人的时候，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可笑。他的回忆揭示了妮娜未经叙述的真实经历，与旁人轻易套在她身上的现成想象之间的距离；却没有透露她逃走后想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迟来的讲述作为见证

多年后，一名女子问那个男人，他还知道关于她的什么事。他考虑过反问她同样的问题，却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讲述妮娜的故事，而且乐于讲述；他想，也许自己等了很多年，只为有机会一口气把一切讲出来。场景平凡而具体——昏暗的咖啡馆里，三名乐手在角落演奏舞曲，节拍是他记忆中的三拍子。这场逃亡是通过这番迟来的讲述传到听者耳中的，而非来自妮娜本人的叙述。

这样的叙述框架保留了知识与传言之间的区别。讲述者可以说出法院的裁决、疗养院、据称发生的逃亡、无果而终的搜索，以及人们对她已死的推断，却无法填补妮娜命运核心处的空白。因此，这个逃亡故事拒绝成为一段整齐明了的营救或悲剧叙事——她逃出了疗养院，却仍然不在那些对她妄加猜测的人身边。她的失踪揭示了，别人的判词——疯癫、没有朋友、死亡——如何迅速取代他们并不了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