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Ani遭受的公众怀疑与排斥
最幸运的女孩公众对蒂法妮·法内利的怀疑与排斥始于布拉德利袭击事件之后——间接证据和迪恩·巴顿的指控,使她轻易成为众人宣泄悲痛与愤怒的对象。尽管没有足够证据对她提出刑事指控,同学、学校、媒体和陌生人却都把怀疑当成了确凿证据。由此产生的孤立处境表明,公众叙事可能比最初赋予它力量的事实持续得更久;蒂法妮也很难让自己的说法获得重视,尤其是当与她相比,讲述另一种版本的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公信力时。
从校园往事到公众嫌疑人
袭击发生前,蒂法妮已经明白,她的名字以及她与布拉德利私立学校的关联,会影响别人如何看待她。在卫斯理大学,她的朋友内尔建议她不再用“蒂法”这个简称,改用“阿妮”这个名字。蒂法妮后来解释说,她采用这个名字并不是为了隐藏过去,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她认为别人从未料想她会成为的人。然而,公众仍然能从她身上辨认出过去——她意识到,人们或许比起她的名字,更容易记得布拉德利。袭击发生后,这层关联不再只是她个人经历的一部分,而成了评判她行为的框架。
当迪克森警探询问她和迪恩是否曾是朋友时,关注开始转为指责。蒂法妮回答说,他们算不上朋友,文奇诺警探却坚称他们曾经是朋友。这段过往使旁人对她与迪恩的关系产生复杂解读——他们把她当成一个理应为事态负责的人,只因她过去曾与迪恩交往,而不是把她视为一个其自身陈述理应得到公正倾听的人。
由零散片段拼凑出的指控
丹·罗森伯格协助她整理陈述时,蒂法妮讲述了迪恩家中的事、她与佩顿·鲍威尔和利亚姆·罗斯的遭遇,以及迪恩后来在奥利维娅·卡普兰家中对她的袭击。她还解释说,她脸上的伤口并非奥利维娅的狗造成的。丹催促她不要遗漏细节,包括她与拉森先生的遭遇,因为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彼此关联都很重要。在警方问询中,迪克森警探将她的陈述复述为指控——迪恩、利亚姆和佩顿在迪恩家中侵犯了她,迪恩又在奥利维娅家中再次袭击了她。蒂法妮确认了这一说法。随后,文奇诺警探质问她为何试图救亚瑟·芬纳曼。她解释说自己是在试图自救,但文奇诺的回应仿佛她和亚瑟过去的友谊就足以说明一切。
警探拿出布拉德利年鉴页面展示,使怀疑有了看得见的凭据。他们把彩色复印件摊在桌上,指出蒂法妮和亚瑟写下的粗俗字条。其中一张写在奥利维娅照片上的字条,原本是课堂万圣节作业的一部分;蒂法妮写下了那句话,亚瑟则对此发笑。脱离了原本的情境,又与袭击事件并列之后,这些文字便成了可以用来指责她的材料。于是,问询把旧校园生活中的片段转化成了更大叙事的证据,用以指称她的品格和意图。
校内外的排斥
袭击发生后的一次聚会在礼拜会堂举行,同学们认出了坐在后排长椅上的蒂法妮。有些人停下脚步,显得明显不安;另一些人则在发现她也在场后退开,或与家人一同离开。这种反应尤其令人感到孤立,因为它表面上并非公开敌意。然而,他们的不安仍将她标记成一个应当避开的人。长椅渐渐坐满,人群重新调整位置时,她留意着希拉里和迪恩,尽管她知道他们都在医院里。这场聚会把公众评判变成一种身体上的隔离模式——人们纷纷走开,蒂法妮只能把他们的举动理解为判决。
学校的回应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排斥。蒂法妮的母亲说蒂法妮打算返校时,马校长表示惊讶她竟然想回来,也不确定让她返校是否对学校有利。学校的迟疑,让社群的怀疑有了官方形式。然而,蒂法妮并不想去别处重新开始。尽管在布拉德利遭到诋毁,她仍因知道自己在那里的位置而感到些许安定——她去上课,和鲨鱼一起吃午饭,并专心学习,盼着凭学业离开那里。
针对她的公众指控所依据的细节并不能证明她有罪。调查人员在枪上发现了她的指纹,凶手的指纹也在其上;他们还掌握了年鉴里的文字。安妮塔·珀金斯曾是蒂法妮信任的人,她声称蒂法妮对死去的同学几乎毫无悲伤之情,而且似乎急着返校,因为那些给她惹麻烦的同学已经不在了。这些判断把可以观察到或含义不明的细节,转化成有关她内心世界的断言。迪恩的说法造成的伤害更大——他声称亚瑟把枪递给蒂法妮,并告诉她按原计划杀了他。叙事明确指出亚瑟从未说过这番话,但迪恩作为受欢迎的足球明星,地位使旁人难以怀疑他的说法。
谣言、悲痛与挥之不去的裁决
媒体要求将所有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陌生人则把怒火指向蒂法妮。人们把鲜花送到迪恩家草坪上,也给蒂法妮寄去指责她犯错的仇恨信件。叙事并未把这些反应描写成对证据的审慎权衡。它们发生在一场悲剧之中——亚瑟和本·亨特已经死亡,迪恩瘫痪,佩顿也在火灾中丧生。家属的悲痛和追究责任的要求带来了寻找目标的压力;丹曾警告蒂法妮,真正的恶人死后,人们会另找一个人来责怪。在这场搜寻中,旁人觉得她正好符合这一人选。
学校自身的失职也构成了事后局面的背景。由于旧食堂的洒水装置没有启动,佩顿的父母带头起诉学校;验尸官认定佩顿死于吸入浓烟。这并不能证明蒂法妮无罪或有罪,却显示公众关注如何在机构责任与个人归咎之间分散。与此同时,迪恩被送往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接受治疗,希望帮助他重新行走。他最终未能恢复行走,但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和备受尊敬的励志演说家。他的公众形象与指向蒂法妮的仇恨形成对照——受伤的男孩被塑造成鼓舞人心的人物,而在陌生人眼中,她仍是嫌疑人。
坦白与平反的局限
多年后,迪恩告诉蒂法妮,起初他把责任推给她,是因为亚瑟和本已经死了,而她还活着,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他承认,自己康复后经过思考,意识到她没有参与袭击。他也承认,对她似乎能够幸存下来心怀怨恨,影响了自己的行为。蒂法妮告诉他,他的粉丝至今仍给她寄仇恨信件,这清楚表明,他私下的解释并未消除自己指控带来的公众后果。
这场迟来的谈话也迫使双方更清楚地描述那些事。蒂法妮要求迪恩明确说出他和其他人对她做了什么,而不是用拉开距离的说法搪塞。迪恩最终承认,他们强奸了她;他也承认自己在奥利维娅家中打了她,并表示这两件事都没有借口。这番承认明确说出了她一直难以命名的伤害,但叙事并未暗示这会自动修复她的名誉。她遭受的公众排斥不只源于人们对袭击事件的疑虑,也源于社会更愿意相信迪恩的说法,以及怀疑很容易固化成一种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