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米斯与坎多的叛军

格拉米斯与坎多的叛军是一支武装联盟，由他们集结起来攻打邓肯并夺取政权。这支队伍的短暂历程，从信心满满地准备黎明时发动进攻，走向战败与大规模处决。戏剧赋予这场叛乱双重面貌——其领导者谴责暴政，却计划瓜分王位；而军中也有被强行卷入战斗的人。事后，坎多将叛军的失败解释为证据，说明政治上的胜利，而非任何更高的准则，决定了历史所称的正义。

组建与目标

格拉米斯将密谋转化为军事行动——他号召擦亮武器、召集士兵、整备军队。进攻定于黎明开始；他预期到次日傍晚，邓肯就会被击败，而他和坎多将共享王位。这一计划明确表明了叛军的目标——他们不只是要废黜统治者，还期待参与随后建立的权力格局。

坎多询问格拉米斯是否真心认为邓肯是暴君，揭示了公开辩护与政治野心之间的落差。格拉米斯连珠炮似地谴责邓肯，称他为暴君、篡位者、专制者、独裁者、恶棍、食人魔、蠢驴和鹅。他把邓肯拥有权力视作其罪行的证据，随后又坚持说自己的动机高尚，否则便没有理由废黜邓肯。这种矛盾深植于叛乱的正当性论述之中——反对统治者被说成是一项道德事业，但其领导者同时又期待共享王位。

战斗与指挥的不确定性

战斗仍在进行时，邓肯询问坎多是否已经战败、是否已经被处决，以及格拉米斯是否已按命令被杀。邓肯的这些问题揭示了叛乱对统治者一方造成的利害威胁，但得到的答复并未提供明确的战场报告。军官只能说地平线一片赤红，远处似乎仍在交战。邓肯还担心麦克白特和班柯可能已经溃败，那样他就会暴露在外国敌人面前，也无法确定该到何处避难。

军官则以两位将军的战绩来缓解邓肯的忧虑——麦克白特和班柯被描述为勇敢、精力充沛、善于谋略，而且屡次证明了自己的本领。邓肯承认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他们，却随即开始设想逃跑的防备措施。他要人牵来自己最好的马，特别指定那匹不踢人的马；还要人备好最稳当的小艇，并配上救生艇。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命令月亮变圆、繁星显现，因为他觉得夜间出行最安全；他还考虑带上钱逃往加拿大或美国。这些焦虑不安的准备显示，即使叛乱结果尚未明朗，它也已对政权构成了多么严重的威胁。

招募与军队付出的代价

一名士兵的陈述，使人无法再把叛军视作一群自愿拥护政治主张的人。他说，自己刚从酒馆出来，就被一名骑马的军士用套索套住。他的同伴逃走了；他试图反抗，却被打中头部、捆绑起来并带走。之后，他领到一把剑，但似乎把剑弄丢了；他还领到一支手枪，然而当他把枪口抵在自己头上并扣动扳机时，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他说，战场上有许多人，他们都被逼着高喊支持格拉米斯和坎多。

这一情节表明，至少对这支军队中的一部分人而言，招募意味着强迫而非自愿。士兵丢失的剑和打光的弹药，也让参战显得不像是自愿承担的义务，倒更像一场强加于身、混乱无序的磨难。邓肯称他为叛徒和敌人时，军官提醒邓肯，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前，不要砍下他的头颅。这番对话把士兵置于两种力量之间——一边是强征他入伍的叛乱，另一边是将他视作敌人的王权；他的陈述表明，叛军这一身份并不像领导者所声称的那样，在政治上整齐划一。

战败、裁断与后果

坎多后来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承认失败——他说，若自己更强大，就会成为受膏为王的人；如今既然败北，便被归类为叛徒和懦夫。他称自己是历史的死胡同，并说历史站在他的对立面，同时承认从客观意义上说，历史是正确的。他的结论并非叛乱没有缘由，而是事件的逻辑奖赏强者，不留任何超越性的价值来推翻结果。他甚至称叛乱是必要的，因为它证明了自己是罪犯；如此一来，失败便成了留给后世的鉴戒，他还劝别人站到强者一边——尽管他也承认，在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不可能确定谁才是强者。

邓肯不让这番说辞拖延惩罚。他告诉邓肯夫人，这番话太长了，坎多不会遭受酷刑，但随即又以正义之名，下令将坎多的军队与他们的首领一同处决。他明确说出人数为十三万七千，并要求在黎明前完成处决。当一轮巨大的红日沉向舞台后方时，他拍手下令斩下坎多的头颅。判决的规模与仪式把这场战败变成了王权的展示；与此同时，坎多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说辞，则揭示了胜利如何被包装成正义、失败如何被当作罪责证明的残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