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ry Jenkins的巧克力奶昔

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

艾弗里·詹金斯的巧克力奶昔是一件不起眼的物品,却有着异常清晰的叙事脉络——监狱规定一再让艾弗里得不到奶昔,直到一名惩教人员悄悄带他去温蒂汉堡餐厅,为他买了一杯。奶昔起初是探视时反复提起的话题,后来成了布莱恩·史蒂文森努力维系艾弗里注意力与信任的一部分,最终则通过一个跨越拘押与关怀界限的举动送到他手中。它的意义不在于改变法律证据,而在于为一段关系赋予具体而个人化的形式;这段关系原本受到机构限制以及对艾弗里严重疾病的叙述所塑造。

奶昔作为探视惯例

在两人开始探视时,艾弗里会问布莱恩有没有给他带奶昔。监狱不允许布莱恩把奶昔带进去。布莱恩每次都会解释这一点,但也告诉艾弗里,他会继续尝试。这个反复出现的请求在两人的会面中有了一个熟悉的位置——在开始讨论法律事务之前,总会先有一个关于点心的小问题——艾弗里想要奶昔,而布莱恩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布莱恩说,继续回应并作出承诺很重要,因为这能帮助他让艾弗里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因此,尽管艾弗里想要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这个惯例既体现了现实中的障碍,也在谈话中发挥着作用。

随着探视所涉事情变得更加迫切,这个请求也再次出现。布莱恩驱车三小时前往艾弗里将要出席听证会的法院后,在地下室的拘留室探视他;在试图解释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之前,他先照例走了一遍关于奶昔的流程。听证会上将有曾在艾弗里寄养期间接触过他的人出席,布莱恩担心他们可能会使艾弗里心烦;专家也将直接陈述艾弗里的残障与疾病。布莱恩希望艾弗里明白证据为何要在庭上提出。在一场陌生且可能令人痛苦的法院程序到来之前,这个熟悉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连续感;布莱恩并没有把奶昔当作解释听证会的替代品,而是把它作为自己一贯接近艾弗里的方式之一。

请求背后的听证会

奶昔一次次未能送到艾弗里手中,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努力说明,为何艾弗里的成长经历本应在审判中得到重视。他的律师没有调查这段经历,也没有提出他的残障与疾病和其刑事责任及刑罚相关。在为期三天的听证会上,专家解释了器质性脑损伤、精神分裂症与双相情感障碍如何共同造成严重的精神功能损害。他们指出,危险行为是严重疾病的表现,不能用来衡量艾弗里的人格。证据还追溯了寄养制度的失灵——艾弗里被辗转送往一个又一个不幸的寄养家庭,后来有几名寄养家长因性虐待和对寄养儿童的犯罪性失职而被定罪。

这段经历也包括艾弗里一再需要照护的缘由。他还是孩子时,曾遭寄养家长虐待,被关在壁橱里、不给食物,还遭到殴打。十岁时,他的寄养母亲把他绑在树林中的一棵树上后将他遗弃;三天后,猎人才在健康状况极差的情况下发现了他。他后来滥用药物和酒精,出现癫痫发作与精神病性发作,继而无家可归,并多次被关进监狱。二十岁时,他在一次精神病性发作中闯入陌生人的家中,误以为恶魔正在攻击自己,随后将一名男子刺死。听证会把此前未曾提出的经历与专家说明带入法庭,挑战了仅凭犯罪本身就能完整讲述艾弗里的观点。与这些证据工作相比,奶昔仍是一件小事,但这个反复出现的请求让人们继续把艾弗里视为一个有眼前需求的人,而不只是一起谋杀案的当事人。

意外送来的奶昔

听证会最后一天结束后,曾负责押送艾弗里的惩教人员告诉布莱恩返程时发生的事。布莱恩第一次见到这名惩教人员时,对方态度恶劣;另一位当事人曾说他名声不好,布莱恩也担心艾弗里在押送途中会受到怎样的对待。然而,这名惩教人员说,他在州际公路上驶离主线,开车带艾弗里去了温蒂汉堡餐厅,还给他买了一杯巧克力奶昔。在透露这件事之前,两人有过一番更为个人化的交谈——惩教人员告诉布莱恩,听他在法庭上使用“减轻情节”一词后,自己特地查了它的意思;他还说,相信布莱恩做得很好。这杯奶昔不是由那位一再试图遵守监狱规定、把奶昔带进去的律师买的,而是由掌管艾弗里押送事务的惩教人员买的。

艾弗里走进房间时,布莱恩还不知道他已经喝过奶昔。布莱恩照例开始解释,说自己试着带了一杯巧克力奶昔,但不被允许。艾弗里打断他,说自己已经喝到奶昔,现在没事了。这番对话颠倒了探视时熟悉的流程——这一次,布莱恩不必承诺会继续尝试,因为艾弗里已经有一件具体的事可以告诉他。艾弗里咧嘴笑着,两人开始谈论听证会;又聊了一个小时,直到布莱恩必须去见另一位当事人。

改变了什么,又没有改变什么

艾弗里后来再也没有向布莱恩要过巧克力奶昔。这个结尾为奶昔在两人关系中的位置划出了清晰脉络——它先是一个反复提出、总以解释和持续努力回应的请求,接着成为押送途中收到的礼物,最终则成了一个不再需要在探视时反复提起的话题。书中没有说奶昔促使艾弗里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也没有说惩教人员的举动解决了他生活中更大的苦难。但书中确实写出了它在两人交谈中带来的直接变化——布莱恩开始旧日的惯常流程时,艾弗里可以回答说自己已经收到奶昔,于是两人转而讨论听证会。

法律结果属于同一段经历,但与这份礼物并不相同。艾弗里获得了重新审判的机会,离开死囚待决状态,并被送往能够接受精神健康治疗的机构。奶昔既没有提供专家证据,也没有促成这一结果。相反,这件小小的实物与听证会提出的更重大主张并置——艾弗里的疾病与成长经历曾遭忽视,他的行为不能被不公正地简化为对其人格的评判。这个请求起初面对的是监狱的拒绝,最后却以艾弗里能够先开口说出自己已经得到什么而告终。通过这种反差,奶昔让人们在亲密而具体的层面看见关怀,而法院的裁决则回应了更大的失职——未能认识到艾弗里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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