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杰

孙杰是一名杂技演员，他的妻子吴丽瑶在他离开、忙于应付杂技团的事务时失踪。李彦和聂美玲向他问话时，孙杰提供了一条被忽视的线索——吴丽瑶曾告诉他，有个男人反复盯着她。后来，他因她的死而悲痛不已，这也让两人婚姻中更私密的过往逐渐浮现，包括他曾逼迫她堕胎，以及留给他母亲照料的年幼女儿。他的证词将调查人员对凶手的搜寻，与被夺去的生命中平凡而痛苦的境况联系起来。

身份与出场

李彦和聂美玲第一次见到孙杰时，他独自坐在寺庙祈祷室一排椅子的末端，僧侣们在一张长桌旁默默诵读。他穿着一套破旧的蓝色西装，身体前倾，双手交握，低着头。李彦起初以为他是个年长的男人，随后才意识到他或许还不到三十岁，甚至比失踪的妻子还年轻。这位年轻丈夫与寂静房间之间的反差，使他初次登场时带有一种悲痛凝滞的意味。

李彦问他是不是孙杰，并说警方想谈谈他的妻子时，孙杰眼中短暂地亮起希望，随即又被恐惧取代。他瞥了一眼僧侣，拒绝在那里说话。他带着李彦和聂美玲穿过两个圆形门洞，来到僧侣们居住的楼房阳台下方一处空荡荡的广场。塑料绳上方晾着衣物，诵经声和寺庙的鼓声仿佛远在天边。在这处幽闭的空间里，他转向调查人员，问吴丽瑶是不是死了。他最先关心的不是解释，而是答案。

李彦告诉孙杰，警方找到了一具可能是他妻子的女性遗体，但遗体腐败已使身份辨认变得困难。孙杰表面上依然平静，询问调查人员为何认为那具遗体是吴丽瑶。他同意前去辨认，之后的场景证实他确实在殡仪馆辨认了遗体。他当时的克制并不意味着毫无悲痛——两人再次见面时，李彦回忆说，孙杰辨认妻子时没有哭。

吴丽瑶失踪

李彦告诉孙杰，警方找回了一具可能是他妻子的女性遗体，但遗体腐败已使身份辨认变得困难。孙杰表面上依然平静，询问调查人员为何认为那具遗体是吴丽瑶。他同意前去辨认，之后的场景证实他确实在殡仪馆辨认了遗体。他当时的克制并不意味着毫无悲痛——两人再次见面时，李彦回忆说，孙杰辨认妻子时没有哭。

问及吴丽瑶失踪前发生了什么，孙杰说她一个星期六早上去买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聂美玲问她是否可能早有离开的打算。孙杰的回答依据的是尚未做完的家务——锅里的汤还在炉子上煨着，吴丽瑶才刚开始给母亲写信，还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好让自己能带上干净衣服去巡演。这些细节让他觉得她不可能是要离开。它们也通过被打断的计划呈现了失去——主人离去后，家中仍留着她原本以为会继续生活的痕迹。

孙杰形容，这段婚姻受制于杂技团的要求。他和吴丽瑶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几乎没有时间留给其他任何人。他遗憾地谈起两人曾经看重的事；随着调查逐渐揭开他们私下的矛盾，这番话也更显意味深长。他的讲述没有把这段婚姻描绘成毫无隔阂的亲密关系，而是展现了共同的工作生活如何被表演和巡演挤占，令两人难有相处的时间。

盯梢她的男人

孙杰关于有人盯梢的陈述，改变了调查人员对吴丽瑶失踪一事的认识。他说，自己最初提出这件事时，警方并不相信他，认为他只是一个悲痛失措的丈夫，在为据说离开了他的妻子找借口。然而，吴丽瑶曾告诉他，她很害怕。李彦看过的报告里没有这条细节，因此这番揭露既是新证据，也表明警方此前没有认真对待她的恐惧。

吴丽瑶第一次注意到那个男人是在一次演出之后。他当时在剧院中庭，之后又出现在她乘坐的公交车上。几天后，她在展览馆外的公交车站对面看见他，当时他正在抽烟，盯着她上车。起初她并不特别在意。几天后，她又看见他站在他们那条街上一条弄堂入口内侧，这才明白他在盯着自己，并害怕得把这件事告诉了孙杰。他出现的地点先是与她工作和出行有关的公共场所，后来到了她住处附近的入口处，这种轨迹让人更难将其视为巧合。

孙杰记得吴丽瑶对那名男子的描述——那人头发又长又油，身材矮胖，上唇有一道难看的疤，可能是兔唇。她觉得他像蒙古族人，而他那张醒目的脸正是让人难以忘记的原因。李彦立刻联想到江宝福，但这里提供的证据只能确认孙杰转述了吴丽瑶的说法，不能证明他亲眼见过那名男子。孙杰重新提供了具体的外貌描述和目击经过，为调查人员找到了盯梢与绑架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同时没有超出妻子告诉他的内容妄加断言。

为人父、悔恨与后续

后来一次探访时，李彦和玛格丽特·坎贝尔一同到来，孙杰正准备离开。孙杰一开始疲惫又不友善，说自己得把妻子的死放下。李彦答应不会再来打扰他，只问他和吴丽瑶有没有孩子。孙杰眯起眼睛，怀疑李彦为何这样问。玛格丽特·坎贝尔听不懂他们的中文交谈，却看着谈话的气氛发生转变——孙杰起初抗拒李彦，后来却倾诉起自己的悲痛，坐在那里哭了起来。他在殡仪馆没有流下的眼泪，如今在更衣室里涌出，因为他面对的是一段令自己不堪承受的回忆。李彦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让他独自待着。

之后，李彦告诉玛格丽特·坎贝尔，孙杰有一个八岁的女儿。每逢孙杰和吴丽瑶演出或巡演，孙杰的母亲就照顾这个女孩；如今则由她全职照料。孙杰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而女儿也几乎不知道他是自己的父亲。这一事实让两人漂泊不定的工作生活成为延续至今的家庭后果——巡演造成的分离，让父女彼此几乎形同陌路；吴丽瑶的死也没有补回他们失去的相处时光。

孙杰还告诉李彦，吴丽瑶几年前又怀孕了，他怀疑她当时想继续妊娠。她非常想要一个男孩。孙杰勃然大怒，警告她如果生下孩子，两人就要面对限制生育子女数量的国家政策下的沉重处罚。在激烈争吵之后，她同意堕胎。他说，是自己逼她去做的。这番坦白使他先前描述的、妻子毫无预警便失踪的丈夫形象变得复杂——他深爱过她，也失去了她，但他同样曾用愤怒和施压左右她不愿做出的决定。因此，他的眼泪标示的是与悔恨交织的悲痛，而不是对这位丧偶者的简单开脱。

叙事作用

孙杰的几次出场揭示了调查必须放在一起考量的两类证据。他关于盯梢者的陈述，为吴丽瑶的恐惧提供了具体的时间顺序和外貌描述；他关于堕胎和女儿的讲述，则让这名遇害女性拥有了失踪事件之外的家庭生活史。这两类内容分别通过不同的问话浮现——先是在寺庙庭院中那场避开众人的谈话，后来则是李彦在更衣室里看似随意地询问孩子的事。后一个问题打破了孙杰的防备，揭开了婚姻中所作选择长久延续的影响。

孙杰在众人面前的镇定与私下里的崩溃形成对照，也使人无法把辨认遗体视为哀悼的终点。在殡仪馆里，孙杰能够指认妻子的遗体而不落泪；后来，杂技团工作场所的道具和戏服环绕着他，他为两人的共同生活最终变成的样子，以及女儿失去的一切而哭泣。他的证词对案件至关重要，但这些场景也让他成为警方报告无法记载的伤害的见证者——父母与孩子之间失去的时光，以及吴丽瑶被迫做出某个决定后留下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