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新与传统之争

玛·雷尼的黑底

艺术创新与传统之争构成了玛·雷尼录音场次中围绕声音、创作权和主导权展开的斗争。利维·格林寻求更具感染力、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音乐;玛·雷尼则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演唱歌曲。他们的分歧并非只是进步与保守之争——它还提出了谁有权改变一首歌、谁的判断才算数,以及当音乐变化成为商业需求时,谁能从中获利等问题。

对音乐变化的不同看法

斯特迪万特起初称唱片业正在变化,并表示他想要一种不同、更狂野、节奏感更强的声音。他问欧文,那个给过他歌曲的吹号手会不会到场,因为他想多听听那种声音。然而,他的热情也受到对上次录音不满的限制;他称那次录音是失败。在他的说法中,新意是应对商业问题的一种可能办法;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条件支持艺术家独立创作。

利维赋予创新更个人化的意义。他把乐队预计要排练的曲目斥为老式壶乐队音乐,并表示自己谈的是艺术,而不只是为了报酬演奏。慢拖回答说,对他而言拿到报酬就够了;卡特勒则叫利维演奏曲子,别表现得像个炫技演奏家。卡特勒说自己愿意演奏别人想听的东西,并批评利维评判别人的音乐。这番交锋使他们的争论既关乎审美,也关乎实际——乐队成员对于这份工作究竟要求服从、收入,还是个人艺术成就,意见并不一致。

利维声称自己与号角有一种特别的联系,并说自己有天赋。他设想组建一支乐队并录制唱片,还提到自己已经给了斯特迪万特一些歌曲;据利维说,斯特迪万特曾表示,等他组好乐队,就会让他录音。他从口袋里掏出的文件和那首尚未完成的歌曲,让这一抱负有了具体形态。他不只是在为录音场次中采用不同编曲辩护;他还试图确立自己作为词曲作者和乐队领队的身份。

围绕主导权的歌曲之争

当乐手们排练利维为《玛·雷尼的黑臀》编写的版本时,分歧立刻显现出来。在玛·雷尼说明自己想要哪个版本之前,卡特勒就决定他们应该按利维的方式演奏。托莱多反对依赖白人认可,认为黑人无法靠等待白人认可自己的言辞来发现自我。他的介入把排练中的争执置于更广泛的自我定义问题之中,尽管利维说自己只是想让卡特勒明白他错在哪里。

玛听见乐队排练后,否决了利维的版本。欧文把其中的号角前奏和适合跳舞的特点说成优点,声称听众想要能让他们兴奋、帮助他们忘却烦恼的音乐。玛回答说,她不喜欢按利维编的版本演唱这首歌,要唱自己的版本。她带来了外甥西尔维斯特·布朗,让他念歌曲的开场白,并坚持让他为自己的版本念开场白。她通过对编曲、演出方式以及由谁介绍歌曲作出具体选择,维护自己的艺术主导权。

玛也拒绝让商业预测取代自己的判断。她告诉欧文,她听从自己的内心和内在的声音,而不是听他和斯特迪万特说观众想要什么。她宁愿把自己的演出带回南方,也不愿让利维改动这首歌。后来,利维在演奏过程中又加进一些音符,玛便指出,一处只需要一个音,他却弹了十个。利维为这段演奏辩护,称这是即兴发挥;但玛叫他按照她的唱法和其他人的演奏来弹,不要自行偏离。因此,这场冲突不只关乎一种编曲——它还涉及即兴演奏究竟是服务于共同的音乐主题,还是成为乐手争取独立空间的主张。

商业承诺与不平等的议价地位

唱片公司的立场暴露出其表面上热衷创新的局限。斯特迪万特起初想多听听利维的音乐,而利维相信自己已经得到承诺,可以录制自己的歌曲。后来,利维组好乐队后,斯特迪万特却说这些歌曲不适合公司。利维坚持说,听众已经听腻了壶乐队音乐,想要令人兴奋、充满激情的东西;他还认为,如果由他亲自演奏,这些歌曲听起来就会很合适。尽管如此,斯特迪万特还是提出每首歌付五美元买下,不肯提供利维所说的那次录音机会。

利维拒绝了这笔钱,因为他想录制这些歌曲,而不是每首以五美元卖掉。斯特迪万特称这次收购是在帮忙,把钱塞进利维的外套口袋,随后离开。门在利维面前砰然关上;利维把钱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其他乐手则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这一连串情节把品味之争变成了实质性的挫败——提倡新声音的人无法掌控录制,而公司仍有权决定制作什么,以及花多少钱买下作品。

斯特迪万特早先要求听听不同的东西,这与后来形成的对照更加鲜明。他可以把利维的声音视为公司应对变化中的生意时可能采用的元素,同时又拒绝利维自己的歌曲,称其不适合出售。因此,创新既受到鼓励,也受到限制——白人主管认为创新可能有商业价值时,它便有吸引力;但利维对听众需求的判断,并未为他争取到承诺过的录音机会。

传统、历史与倾听的意义

托莱多的思考拓宽了这场争论的视野,却没有为其作出定论。利维抱怨乐队排练室换了位置时,托莱多把眼前的变动引向对万物皆变的思索。后来,他把黑人称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残余——在他的炖菜比喻中,各不相同的食材被混合进共同的历史,但那段历史被消耗之后,仍有碎片留存。他认为,黑人必须先认清这一历史处境,才能决定如何应对。这个意象为剧中关于音乐传承的争论提供了更广阔的框架——当下既不是未经触动的传统,也不是与过去彻底决裂。

托莱多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声称自己在教堂学会了主祷文,但在拿自己的知识打赌之后,却念出了另一篇祷文。这个笑点使那人关于自己学有所成的说法显得空洞,托莱多也借这个故事嘲笑利维的说话方式。在另一处,卡特勒讲述盖茨牧师的遭遇——一列火车把他落下后,一群白人男子围住这位牧师,扯掉他的十字架,毁掉他的《圣经》,还逼他跳舞;卡特勒说,盖茨就是靠这样才活下来。这些嵌入的故事将表演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中——一是对自称有学问的人的滑稽检验,二是在种族暴力下遭受的强迫。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来支配表演的争论,所涉及的远不只是某段音乐听起来现代还是传统。

玛坚持掌控权,也体现在录音场次的财务交涉中。欧文转告玛,斯特迪万特提议从玛的钱里拿出二十五美元付给西尔维斯特;玛说,她的外甥应该像其他人一样领自己的报酬,并命令欧文继续据理力争。斯特迪万特最终给玛二百美元,给西尔维斯特二十五美元。玛让欧文把表格寄到她的地址,随后签署表格,并警告说,如果再出一次差错,她可能会到别处录音。这些交涉没有让利维得到他想要的创作机会,却展现了玛如何利用自己的地位,抗衡强加给她和外甥的条件。因此,剧中的核心对立并非简单的创新与传统之争,而是艺术自主、集体音乐实践与商业权力之间的角力,争夺谁能够创作、演奏和录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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