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所涉人员的接连死亡
白马酒店名单所涉人员的接连死亡,成为马克·伊斯特布鲁克调查中的核心线索;这并非因为这些死亡被证明带有暴力性质或无法从医学上解释,而是因为死者的姓名将他们与戈尔曼神父遇害案联系起来。马克发现,名单上的人都在近期去世,并得知他们的死亡均被认定为自然死亡。令人不安之处在于,这些寻常的记录与瑟扎·格雷声称能够造成远距离死亡的说法相互冲突——这些死亡引出了疑问,却无法单独给出答案。
从讣告到名单上的姓名
事发约一周后,马克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则托马西娜·安·塔克顿的讣告。她于十月二日在安伯利的福尔菲尔德疗养院去世,年仅二十岁。讣告称她是已故托马斯·塔克顿的独生女,并记载她的葬礼采取私人形式,且不收鲜花。正式的家族记录因此对马克有了切身意义——他想起托米·塔克,并想到她在切尔西的生活。起初,她的死并未被当作线索;直到另一次谈话将她的名字置于更大的关联之中,这件事才显出意义。
马克从吉姆·科里根那里听说戈尔曼神父遇害案的情况。科里根抄下了一份与案件有关的姓名名单。马克读到名单时认出了“塔克顿”,便问这是否可能指托马西娜。科里根无法确认身份,但马克知道,约一周前的报纸上登过她去世的消息。这一辨认将近期的讣告与谋杀案调查联系起来,却无法说明她为何列在名单上,也不能确定名单中的人肯定就是托马西娜。此时,这种关联只是有待查证的线索,并非已经证实的解释。
调查逐渐拼合出的规律
后来,马克将围绕名单逐渐累积的线索汇集起来。波比曾漫不经心地提到,苍白马旧旅店能帮人除掉某个人;抄录下来的姓名与戈尔曼神父遇害案有关;马克则认出“塔克顿”是托马西娜的姓氏。他还将“赫斯凯思-杜布瓦”与米妮·赫斯凯思-杜布瓦联系起来,并将“德拉方丹”与奥利弗夫人一位已经去世的病友联系起来。随着这些姓名与马克已遇见或听人提及的人物相互对应,规律逐渐显现;而他想起波比后来否认知情并显得害怕,这又增添了不安,却不能证明她究竟知道些什么。
马克向科里根询问这些姓名时,科里根说警方一直在设法追查并确认他们的身份。由于名单上没有地址和教名,而且有些姓氏很常见,调查进展缓慢。马克提出另一种查证方法——看看名单上的每个姓名是否都在大约过去一年至一年半内出现在死亡证明上。科里根确认确实如此,但提醒他,这种共同点或许没有看起来那么重要。这个发现使规律更加明显,却也凸显了证据的弱点——近期死亡记录确实与名单相符,但常见姓氏和众多死亡案例也使巧合成为可能。
自然死亡与非同寻常的说法
马克确认有三人已经去世——米妮·赫斯凯思-杜布瓦、托马西娜·塔克顿和玛丽·德拉方丹。他说,三人都是在床上因自然原因去世,符合瑟扎·格雷声称可以造成的那类结果。科里根的说法进一步补充了这一点——警方调查的死亡事件都未显出可疑之处。记录在案的死因包括肺炎、脑出血、脑瘤、胆结石,以及一宗脊髓灰质炎病例。这些都是疾病,并非意外,也不是已经查明的中毒事件。
这种寻常的医学性质,非但没有让马克更容易理解这一连串死亡,反而令事情更难解释。如果这些死亡是可疑的意外,警方或许可以按常规犯罪进行调查;但恰恰是每桩死亡看似平常这一点,与瑟扎的说法相似。马克告诉科里根,他相信是瑟扎造成了这些死亡,同时也承认这个想法听起来荒诞,而且他希望它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在调查中,这些死亡及其记录在案的死因被当作事实呈现;但超自然或远距离致死的说法仍是马克的推断,并非记录所证实的结论。
遗产、疑点与不确定性
名单也让人注意到哪些人可能从特定死亡中获益。赫斯凯思-杜布瓦夫人留下了约五万英镑的净遗产,由一名侄女和一名侄子继承;两人都可以使用这笔钱。托马西娜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遗嘱规定,如果她未婚而在二十一岁前去世,财产便归还给继母。马克称这位继母表面上没有过错。玛丽·德拉方丹的钱则留给了一位与丈夫同在肯尼亚的表亲。这些情况提供了可能的经济利害关系,但证据并未证明任何继承人安排了死亡,或知晓这份名单。
因此,这些死亡既构成一种规律,也是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案件。托马西娜的年龄以及与她遗产相关的条件,使她的死亡尤其引人怀疑,而另外几笔遗产也带来了各自可能的利益。不过,继承人的处境各不相同,看似自然的死因也难以纳入简单的谋杀解释。这份名单引导马克从彼此孤立的讣告走向一套有组织杀人的理论,但现有证据只能支持怀疑,尚不足以证明。它的震撼力来自几种事物的碰撞——寻常的死亡证明、反复出现的姓名,以及一种声称能够让普通疾病成为杀人手段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