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形象与表演

《明星形象与表演》是好莱坞篇章反复探讨的主题——名气使表演者容易被辨认并具有商业价值，却也让他们的声音、外表和私人身份变成他人可以操控的事物。故事将制片厂控制下的表演与更即兴的身份和地位表演相对照，继而揭示，明星最有用的公众形象，落入他人手中时也能成为伪装。

名气作为辨识与社会表演

名气首先通过辨认发挥作用。乔治安娜·兰诺克在加利福尼亚遇到一名女子时，她的出身——她解释说，维多利亚女王是她的曾祖母——让陌生女子认出她就是传闻中住在附近的王室访客。乔治安娜谨慎地说明自己的身份，但女子觉得与王室有关系已经足以引人注目，便询问是否该使用正式头衔。这番交谈展现了公众如何通过传闻和观众的期待放大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事人对身份的描述更为审慎。

围绕电影明星，也存在同样的公众热忱。乔治安娜还没看过几部电影，克雷格·哈特就已经被人认作银幕偶像；他的名气广为人知，以至于他一到场，仿佛自带通告。在椰林夜总会，闪光灯和八卦专栏作家芭芭拉·金德尔把乔治安娜与他共度的夜晚变成一则公众谈资。金德尔认定他们一同露面意味着恋情，还暗示他们要去私密场所；乔治安娜则回答说他们是一群人一起去。在这个场景中，名气并非只属于名人本人——它重新安排了人们对周围每个人的关注，使一次普通出行也成为公众解读的对象。

受制片厂控制的声音形象

《都铎姐妹》的制作过程表明，表演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工业流程。在克莱尔·丹尼尔斯与胡安的一场戏中，导演一再打断拍摄，要求胡安减轻口音和口齿不清，好让皮奥里亚的观众听懂他。那场戏反复重拍；到午餐时间，克莱尔说他们已经把同一段戏演了三十四遍。她认为胡安得花上几周时间接受语音训练，并指出赛·戈德曼对此很不满意。因此，清晰易懂的要求不仅以演员本人的声音为衡量标准，也以一个假定的大众观众为标准。

胡安抗拒这种纠正，因为在他看来，口音与他的言语和民族身份密不可分。然而，赛·戈德曼把口音视作商业上的缺陷——他说胡安有扮演这个角色的相貌和性感魅力，却没有男主角应有的声音。后来，胡安抗议制片厂因为他说话的方式而拒绝他，并以自己的西班牙人身份回应赛·戈德曼的侮辱。赛·戈德曼则回答说，胡安的合约将他绑定在金像电影制片厂，并承诺给他一个较小的角色和语音训练，同时选用达西·奥马拉饰演唐·阿隆索。表演在两方面受到限制——制片厂决定什么样的声音更有卖点，合约控制则限制了表演者拒绝这一决定的能力。

有声电影带来的冲突也影响了克莱尔与斯特拉·布莱特韦尔之间的比较。赛·戈德曼拿克莱尔的演技威胁斯特拉，警告她克莱尔会在每场戏里都压过她，并提醒她自己的声音不太适合有声电影。斯特拉的事业和自我形象都容易受到新媒介标准的影响；赛·戈德曼可以把主演机会说成对她的恩赐，同时利用替换她的可能性来约束她。乔治安娜注意到，克莱尔在片场光彩照人，而斯特拉的声音听起来尖锐，外形似乎也不适合饰演少女。影片构造出的历史世界同样显露出人工痕迹——对话里满是古旧表达，乔治安娜觉得剧本中的历史荒谬不堪。因此，影片精致的奇观被展现为市场决策、反复重拍和表演共同拼凑而成的产物，而这些表演未必能说服最熟悉它们的人。

斯特拉的形象成为贝拉的伪装

最鲜明的反转出现于乔治安娜和贝琳达发现，她们以为是斯特拉的女人其实是她的妹妹贝拉·布莱特韦尔，过去曾以弗洛西·奥尔德姆为名。乔治安娜并非凭借那张熟悉的脸认出她，而是察觉到这张脸与人们预期中电影明星未经修饰的声音并不相配。贝拉与斯特拉足够相像，因此冒充才显得可信；然而声音上的差别暴露了伪装。贝拉承认斯特拉有美貌也有才华，这番话揭示了塑造姐妹俩人生的比较，也说明了斯特拉的名气在实际上的价值。

贝拉曾多次利用这种价值。在斯特拉受邀参加的豪宅派对上，贝拉可以伪装成姐姐混入其中而不惹人怀疑——任何人看见她，都会以为只是斯特拉本人在场。斯特拉的名气既为贝拉提供了进入场所的机会，也给了她不在场证明，因为证人曾把斯特拉指认在贝拉实施抢劫的地点。乔治安娜解释说，真正发生盗窃时斯特拉有令人信服的不在场证明，而且姐妹俩多年没有联系；再次见到贝拉，斯特拉十分惊讶。因此，这种相像掩盖的是犯罪策略，而不是姐妹俩之间的合谋。

贝拉在贝伦加里亚号上盗取普罗米拉公主的红宝石，进一步运用了同样的伎俩。她打扮成斯特拉，假装自己走错了路，误入公主的舱房，随后把红宝石藏进一顶假发下方的夹层里。贝拉说，多备几顶假发和几套一模一样的裙子，就能让她随时看起来像斯特拉。当一名真正的乘务员看见她试图进入一间舱房，而她又担心保安会搜查自己的房间时，她便把伪装道具打成一包，扔到了船外。乔治安娜曾看见头发浮在水面上，起初以为有人落水；听了贝拉的解释，她才知道消失的是一整套身份。贝拉也曾考虑偷一枚钻石胸针，但被人看见后便放弃了计划。

贝拉解释说，她是等其他人离开后才进入赛·戈德曼的庄园，然后趁车窗颜色很深、乘客难以辨认时开车跟在他们后面进去。后来乔治安娜问起烛台，贝拉承认自己曾企图盗窃。冒充之所以奏效，是因为人们先认出了斯特拉的形象，却没有核实形象之下究竟是谁。正是让斯特拉成为有价值明星的那份辨识度，也让她的相貌变成贝拉可以随身携带的行动掩护。

火灾之后的公众形象

庄园火灾之后发生的事，让名气重新呈现为公众和摄影镜头中的形象。8月4日，幸存者从警长办公室被送往比佛利山，乔治安娜惊讶地看见外面等候的闪光灯。克莱尔已经康复，穿着找回来的衣服，摆好姿势，得体地回答问题，仿佛这场变故没有打断她职业性的镇定。媒体把一场惊心动魄的事故转化成名人场面；即使危险已经过去，克莱尔面向镜头时练就的姿态依然派得上用场。

克莱尔后来怀疑自己的电影事业是否还能继续。她认为不会有人接手这部电影，称制作过程荒唐，并说自己离开它并不难过。她还怀疑斯特拉让她演玛丽，是因为克莱尔能显得比斯特拉年轻漂亮。乔治安娜反驳说，克莱尔的外貌和演技都更出色，听到女儿的称赞，克莱尔明显很高兴。这番交谈将表演的价值与制片厂的评判区分开来——克莱尔可以拒绝这个项目，同时仍因自己被视为明星和能干的演员而感到满足。

达西解释说，他接受演戏的工作，一部分是为了观察斯特拉，另一部分是希望电影工作能挣到足够的钱结婚。制作因故中断，这份经济上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二人又回到了原点。最后的交谈延续了名人形象的喜剧性顽固——克莱尔担心如何补充化妆品，包括猴腺制剂之类的奇特用品；乔治安娜则开玩笑说斯特拉这个年纪看起来还不错。克莱尔不接受这种比较，把斯特拉的皱纹归咎于加利福尼亚的阳光，还宣称全世界都会哀悼赛·戈德曼，因为他曾给那么多小人物带来快乐。她轻快地摆出明星般自我欣赏的姿态，与火灾的真实损失和电影制作的夭折并置在一起。

意义

这一主题将好莱坞情节中的职业表演和犯罪伪装联系起来。声音可以被视作一种可销售的资产，也可以成为事业上的负担；合约可以让演员的公众形象归制片厂所有；而一张名人的脸可以被仿效，用来制造虚假的通行机会和不在场证明。然而，表演绝不会完全受其预期观众控制。乔治安娜注意到那道暴露贝拉伪装的声音，而媒体和制片厂则一再把故事强加给那些私人处境并不符合其兜售形象的人。叙事的核心讽刺在于，名气让人引人注目，但那张容易辨认的脸也能掩盖真正身在此处的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