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莉·戈莱特利与若泽·伊巴拉-雅格尔的恋情

霍莉·戈莱特利与若泽·伊巴拉-耶格尔的恋情，让霍莉看见了家庭生活和在巴西开启未来的可能，但关系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她被捕和怀孕的消息公开后，若泽抛弃了她。他们的关系既不是她漂泊生活中稳妥的出路，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骗局——霍莉的爱是真实的，但她所憧憬的婚姻，依赖于一个最终将家庭、名誉和事业置于她之上的男人。

吸引与想象中的未来

霍莉早先谈起若泽时，语气在笃定与犹疑之间摇摆。她称他英俊，也当面问自己是否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与此同时，她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形容为一道“有待跨越的峡谷”——六千英里、陌生的语言，以及成为巴西人的可能。她设想说服若泽忘掉政治、成为美国人，以此跨越这段距离；这样一来，他们的未来便取决于改变那份使他成为政治人物的抱负。她的迟疑并不只是因为地理距离；她正试着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她尚不了解的国家、语言和身份之中。

不久，她说得更加笃定。霍莉说自己恋爱了，并以不到三个月织成的十双阿盖尔花纹袜子和第二件毛衣，作为自己倾心的实际证据。这些衣物也让想象中的目的地显得真实起来——她意识到毛衣也许不适合巴西，还开玩笑说自己该织的是遮阳帽。家务劳动成了排演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冬日编织与巴西的炎热和雨水之间的不相称，已经暗示她对自己打算踏入的家园知之甚少。

尽管若泽尚未求婚，霍莉的计划却越来越明确。她反复播放语言电话教学唱片来学葡萄牙语，并说自己说的话越来越常以婚后或搬到里约热内卢之后的计划开头。她承认若泽从未提过结婚，却把怀孕当作婚姻必须随之而来的理由。因此，这个未来一部分是两人共同的希望，一部分则是霍莉自己构想出来的——她的准备和笃定的预言，走在若泽作出的任何承诺之前。

爱情对霍莉意味着什么

霍莉并不把若泽说成自己的理想男人。她觉得他过于谨慎、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不喜欢他拘谨的习惯和举止；她还说，如果能任意选择，她或许会选尼赫鲁、温德尔·威尔基或葛丽泰·嘉宝这样截然不同的人。她认为爱情不该受传统界限束缚，这让她对欲望的描述显得宽广；但她选择若泽却是具体而明确的——她说自己爱他，如果他开口，她就会戒烟。抽象的理想与实际的依恋之间的区别，是她理解这段关系的关键。

她也从若泽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衡量他的价值。他待人友善，能把她从“无由来的恐惧不安”中逗笑；这种情绪发作时，她说症状没那么严重了，也不再逼得她服用赛康纳或到蒂芙尼公司寻求庇护。相反，她可能会把他的西装送去干洗，或者做蘑菇。这些细小的行动将恋情与日常关怀和惯常生活联系起来。依霍莉的说法，这段关系之所以有意义，并非因为若泽完美符合她想象中的理想，而是因为与他相处开始改变了她应对痛苦的方式。

她对诚实的坚持，使这份依恋更加复杂。霍莉反对仅凭性经历来界定一个女人，却谴责一种关系——有人收下男人的钱，却不试着相信自己声称的爱情。她说，除了多克，她第一次和一个不被自己视为“混蛋”的男人谈恋爱，就是若泽。这番话直白而自我评判，但她所依据的标准关乎情感，而非体面——她希望诚实面对自己，弄清是否真的有爱。照此标准，她对若泽的爱不会因他的缺点而失效，也不会因为在一个假想的、拥有完全自由的世界里，他并非她会选择的人而失效。

婚姻、亲缘与距离

霍莉谈到在里约举行教堂婚礼、让若泽的家人到场时，仿佛婚礼已经敲定，举行地点也足以解释为何婚事迟迟未办。当叙述者问若泽是否知道她已经结过婚时，她坚称之前的婚姻不合法，并警告他不要说漏嘴。这番交谈表明，她所描述的未来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自己对过往的讲述，也取决于若泽的家人是否接受她呈现的人生版本。她期待婚姻赋予这段关系公开的家庭形式，但这一期待始终与隐瞒和不确定纠缠在一起。

霍莉被捕后，家庭压力尤其明显。她告诉叙述者，自己已有一个月没去探望萨莉·托马托，并回忆说，萨莉似乎很高兴她打算离开这个国家，因为如果有人发现她并非萨莉真正的侄女，恐怕会惹出麻烦。萨莉的律师寄给她五百美元现金，作为结婚礼物。这笔钱将早先的安排——霍莉假扮亲属并探访监狱——与她期待和若泽共度的未来联系起来。这是萨莉表达情意的举动，但也提醒人们，这段恋情是在法律风险之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其中一些关系所呈现的公开身份并不简单。

最终，若泽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压过了霍莉想象中的未来。在告别信中，他说自己明知霍莉与众不同仍然爱她，但她的境况被公众知晓后，他才明白她与自己所能期待的那种妻子相差多远——一个具有他的信仰和事业身份的男人，所能迎娶的妻子。他以家人和自己的名声为必须保护的对象，并承认面对这些时自己是个懦夫。他的解释让这场分离成为私人感情与公众体面之间的冲突——他表示自己爱霍莉，却无法承担选择她为妻的后果。

抛弃与后果

若泽的离去变得具体可见——叙述者回到霍莉的公寓给她的猫喂食，发现一个男人正在收拾若泽留在那里的衣服和鞋子。那人自称是若泽的表兄。若泽已经不在了；留下的只有他物品被有条不紊地搬走，其中包括霍莉曾悉心照料的衣物——她把这些衣物送去修补和干洗。这个场景颠倒了她一直为若泽准备的家庭未来。她的照料原本是为了共同生活，而行李箱里的证据，却属于一场并非她选择的离别。

霍莉读完若泽的信后，反驳叙述者说信感人的看法。然而，她也无法完全否认若泽坦白的道理——在化妆掩饰之下，她的脸泄露了她明白他的解释。她将他与那些她称为“混蛋”、更随意猎取女人的男人区别开来，却仍把他归入这一类，只是承认他有自己的理由。接着她承认，那标签无法抹去一件事——她爱过他。她的悲痛并不能减轻他的怯懦；他的怯懦也不能使她的爱变得不真实。

霍莉的怀孕让这场分手的代价不再只是婚礼计划落空。在她以为自己怀孕六周的那段时间里，她想象自己至少生九个孩子，还设想其中一些会长得像若泽。后来她告诉叙述者，剧烈的骑马运动促使她所说的流产发生；她开玩笑说，这运动让她不必期待住进未婚母亲之家。她的幽默与失去并存，却没有化解失去。因此，若泽的抛弃与霍莉已经开始具体想象的家庭未来紧紧相连，即使那个未来最终瓦解了。

这段关系的意义

这段恋情的核心，是承诺与准备之间的不对等。霍莉织毛衣、学习葡萄牙语、想象里约、谈论教堂婚礼，并围绕若泽的家人安排自己的期待，而若泽从未求婚。她的实际行动让希望变得具体，却无法代替他的承诺。最终，行李箱和告别信揭示了她独自编排两人未来的能力有其限度。

与此同时，这段关系也标志着霍莉对亲密关系的看法有所改变。她说若泽能缓解她的痛苦，并坚持认为自己爱他，尽管他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他离开时，她没有把这份依恋改写成纯粹的算计——她称他为懦夫和混蛋，然后承认自己爱过他。结尾保留了这两种判断。若泽的离去揭示了一个建立在霍莉期待之上的未来有多脆弱；她的悲痛则证实，这段恋情对她而言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尽管它并不平等，也未能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