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伦丁·阿雷吉

瓦伦丁·阿雷吉通过几段简短却影响深远的交流呈现出来——他是一名当局难以突破其防备的囚犯，是一名对同志负有责任的政治组织者，也是一个愿意让莫利纳参与一项审慎而有限的通信计划的人。他的戒备挫败了监狱长搜寻情报的努力，而他的安排则使莫利纳预期中的获释可能成为联系组织的渠道。计划的后果延伸到监狱之外——最后的监视报告以莫利纳在一次企图逮捕行动中遭枪击身亡作结，使拟议中的联系蒙上暴力与不确定性的阴影。

监禁与戒备

在监狱长与莫利纳的谈话中，阿雷吉被描述为几乎无法接近。莫利纳说，阿雷吉对一切都心存怀疑，什么也不告诉当局；尽管获释是他最渴望的事，他仍拒绝编造情报。监狱长逼他哪怕提供最微不足道的线索也好，并把这种合作与签署他的文件联系起来，还提及莫利纳的母亲以及获释后承诺给予的保护。因此，据莫利纳所述，阿雷吉的沉默不只是一种个人习惯——它正是当局试图把狱友变成线人的核心障碍。

这段对话的措辞也揭示了这一企图所带有的胁迫性质。监狱长把谈话说成是人与人之间出于善意的恳求，却同时以自由的前景和保护的承诺作为条件。莫利纳的回答表明，获释是极具诱惑力的筹码，但他也表示，编造情报更糟。由此，阿雷吉的戒备以间接方式坚守下来——当局可以盘问莫利纳，却无法迫使他提供自己并不掌握的证据。

关于男性气质的质问

在另一段谈话中，阿雷吉问莫利纳——他明明在身体上和自己一样是男人，也不比自己差，为什么却不像个男人那样行事，包括与另一个男人相处时也是如此。他把这个问题与莫利纳可能不感兴趣的女性关系区分开来，使谈话转向男性气质与同性亲密关系。这个问题把两人对性别行为的不同理解直接摆在彼此之间，但现存对话没有记录莫利纳的回答，也没有说明除了提出问题之外，阿雷吉还有何意图。

这个限度很重要。阿雷吉的话表明，他以一种男性气质标准衡量行为，却没有确定他自己的欲望，也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在情感上的用意。这一场景没有完整描绘任何一人，而是明白地呈现出两人之间的张力——他们被视为共享男性的身体特征，但何种行为才合宜却存在争议。这是少数几处让读者得以看到阿雷吉身处监狱安全事务和革命责任话语之外的片刻。

信任、责任与暗号计划

莫利纳获释的希望令他开始兴奋后，阿雷吉告诉他，他可以为自己做一件重要的事。他解释说，自己想到了一个计划，却一直被关押，无法把计划传达给同志。这个机会取决于莫利纳的处境——阿雷吉没有要求他搜集情报，也没有让他确认组织成员的身份。相反，他只请莫利纳在几天后做一件范围有限的联络工作。

阿雷吉明确承担起对同志的责任，并表示，如果他认为这项任务有风险，就不会请莫利纳行动。莫利纳担心自己可能经不起审讯而把一切都说出来，于是请求阿雷吉不要告诉他同志们的情况。阿雷吉提出的安排回应了这一顾虑——莫利纳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而不是在家里打，并约定在一个虚假的地点见面。电话里说出的地点将作为暗号，指向另一个真正的目的地。阿雷吉举例说明这种方法——里约咖啡馆代表一个地点，而纪念碑剧院则代表他的一名同伴的住处；广场酒店则表示博埃多区的一个街角。

这一安排既显示了阿雷吉信任的限度，也体现了这种信任的力量。他让莫利纳有可能成为信使，却没有让他掌握人名或行动细节；他还说，自己已经评估过风险，因此这项任务是安全的。这个计划务实而不宏大——等待几天，使用公用电话，掩饰会面地点。但这些防范措施显露出与组织的任何联络都伴随着危险，其中也包括电话线路可能遭窃听。阿雷吉的政治责任，体现在他一边请求帮助，一边小心保护他人的努力之中。

监视与未解的结局

最后一份报告记录了莫利纳一天的行踪——他去工作，在拉斯埃拉斯附近独自吃午饭，又数次从公用电话打电话。报告记载，他拨号三次后立即挂断，与先前一次一样；随后他只吃了一两口，便返回工作岗位。晚上，他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前往里格洛斯街与福莫萨街一带，在那里等了约三十分钟。报告称，这是留给联络的时间，之后特工便会带他去审讯。

两名CISL特工上前逮捕莫利纳。他要求对方出示证件时，一辆驶过的汽车里有人开枪。莫利纳和特工华金·佩罗内受了伤；巡逻队赶到实施急救之前，莫利纳已经死亡。报告推测，袭击者宁愿除掉莫利纳，以免他可能招供，但这只是推断，并非证实的事实。报告还考虑了另一种可能——莫利纳是否知道自己正受到监视，并预料自己要么与极端分子逃走，要么在陷入不利处境时被杀。这些都是监视部门的猜测，并非关于阿雷吉计划或袭击者身份的确证。

阿雷吉在这个结局中的重要性，源于剧情已将他联系同志的需要与莫利纳出狱后的行动联系起来。报告没有证实枪击是否由暗号计划引起、是谁开的枪，也没有说明预定的联络是否发生。相反，它以官僚文书般的细节记录了一场致命结局，却让核心的政治联系悬而未决。阿雷吉仍处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他的戒备曾使联络变得困难，而他试图建立谨慎联络渠道的努力，则通过监视那个受他信任、负责传递消息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