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勒的逃犯身份

约瑟夫·门格勒的逃犯身份不仅意味着躲避逮捕——战后逃亡网络、政治庇护以及各国合作程度不一，共同促成了这种处境。从阿根廷到巴拉圭和巴西，他依靠中间人和谨慎处理的通信，而检察官与调查人员则试图跨越国界查明他的行踪。管辖权争端、程序拖延和官方抵制屡次令追捕陷入停滞，使这名被通缉者得以围绕着随时可能被捕的预期，建立起岌岌可危的私人生活。

网络与早期藏匿

让门格勒得以逃亡的基础设施，在战后数年间便已建立。胡安·庇隆政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设立了由鲁迪·弗罗伊德主持的情报办公室，并派前党卫队上尉卡洛斯·富尔德纳前往欧洲。弗罗伊德和富尔德纳协助协调纳粹逃亡线——由外交官、官员、情报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网络，使战犯得以逃往国外。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前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聚集地，门格勒也通过当地侨居社群建立的关系，周旋于这个社交圈中。

在法尔肯号上的一次聚会中，威廉·萨森带着门格勒使用的化名“格雷戈尔”通过安检，进入一场挤满欧洲裔和西班牙裔人士的聚会。萨森指出了几位知名的前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关系人，其中包括安特·帕韦利奇，并说鲁德尔上校正在赶来。这一幕展现了这个世界既是社交避难所，也是实际运作的网络——门格勒周围的人不只是熟人，而是一个社群的成员；在这个社群中，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关系能够带来接触机会和庇护。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门格勒还受到杰拉德·马尔布兰克庇护。马尔布兰克曾是纳粹间谍和军火商，是当地纳粹社群的重要支柱。他的住所汇聚了前官员和其他侨居社群成员；威廉·萨森和埃伯哈德·弗里奇曾到访并打扑克。这些关系构成了门格勒以假名活动的社交环境。因此，他的藏匿依赖的是更广泛的圈子，而不只是让自己不被发现。

逮捕令与逃往巴拉圭

随着奥地利共产主义者、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赫尔曼·朗拜因的努力，法律追捕逐渐加强；他始终没有忘记门格勒。朗拜因发现一则涉及门格勒一九五四年离婚的法律公告后，便悄悄展开调查并收集证据，确信门格勒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将案卷交给德国联邦司法部长，对方却将此事视为地区法院的事务。大多数法官拒绝采取行动，但门格勒最后登记居住地弗赖堡的一名检察官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签发逮捕令，以多项蓄意谋杀和谋杀未遂罪名追捕他。随后，朗拜因主张西德应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请求。

汉斯·塞德迈尔通过一名警方线人得知逮捕令的消息，并向门格勒发去电报。警告迫使他放弃留在阿根廷的可能——他不得不出售别墅和法德罗农场的股份，关闭银行账户并离境。他把科学期刊装进纸箱，在没有向制药实验室合伙人解释的情况下离开。玛莎和卡尔-海因茨可以留在阿根廷，但必须低调迁居；门格勒告诉他们，他们很快会在亚松森会合。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协助安排了下一步。西德与巴拉圭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而总统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也不会把巴拉圭公民交给外国势力，因此公民身份可能成为门格勒的保护伞。鲁德尔为他牵线，联系上在阿根廷边境附近一个德国人聚居区拥有农场的阿尔班·克鲁格；之后又出面与巴拉圭内政部长交涉，推动加快入籍。这个程序在法律上并不规范——申请人按规定须在巴拉圭居住五年。然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门格勒还是取得了巴拉圭公民身份、居留许可、品行良好证明和身份证。

跨境追捕与官方阻挠

门格勒获得新的公民身份，并未终止法律追捕。引渡请求在阿根廷和西德的政府部门间缓慢流转，同时亚松森方面也预计会收到请求。在巴拉圭，鲁德尔运用影响力支持门格勒入籍，将他描述成一名有用的政治难民。这一事件揭示了正式引渡机制与可能阻挠引渡的私人干预和政治操作之间的反差。官方拖延和缺乏统一行动给了门格勒时间，让他得以迁居并加深藏匿。

绑架阿道夫·艾希曼的计划使危险加剧。一九六〇年，摩萨德负责人伊瑟·哈雷尔也在寻找门格勒。他掌握的情报有限——他知道门格勒使用“格雷戈尔”这个名字，并认为门格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经营一家家具厂。哈雷尔计划利用五月十一日预定抓捕艾希曼之后的时机，找到门格勒，并把他带上押送艾希曼前往以色列的飞机。然而，艾希曼被捕带来的是更大范围的公开追捕，而非成功逮捕门格勒。记者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针对门格勒的逮捕令于六月二十日签发。当地纳粹团体开始分裂；萨森的同伙怀疑他出卖了艾希曼，而萨森则将录制的访谈卖给《生活》杂志和欧洲媒体，随后逃往乌拉圭。

西德的追捕仍然有限，程序进展缓慢。尽管显然可以联络上与鲁德尔、萨森、克鲁格和亚历杭德罗·冯·埃克斯坦有关的人士，政府却没有派出任何特工或间谍。一九六二年，西德向巴拉圭提出引渡门格勒的请求，但斯特罗斯纳拒绝合作，并声称巴拉圭会保护本国公民。次年，康拉德·阿登纳提出向巴拉圭提供一千万美元援助，条件是巴方交出门格勒；斯特罗斯纳仍然拒绝。一九六四年，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引起国际关注之际，西德官员公开指出，门格勒是居住在三国边境地区、并会前往巴西的巴拉圭公民。德国大使以门格勒通过欺诈手段取得公民身份为由，请求斯特罗斯纳撤销其国籍。斯特罗斯纳拒绝了这一请求，称其不可接受地侵犯了巴拉圭的主权。

同年，检察官也一度接近揭露门格勒与其家人之间的联络渠道。弗里茨·鲍尔怀疑塞德迈尔充当中间人，遂下令搜查其住所。警方没有找到信件或其他不利证据；突袭前不久，塞德迈尔已收到一名警方联系人发出的警告。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尔宣布悬赏五万德国马克，并称门格勒正在巴拉圭以真实身份自由生活，拥有资金和有影响力的庇护者。巴拉圭内政部长对此说法提出异议，称门格勒可能身在巴西或秘鲁。巴拉圭逮捕一名前党卫队军官后，对方称曾遇见门格勒，西德官员由此认定巴拉圭当局正在庇护他。然而，一九六五年，西德减轻了施压力度，优先考虑与巴拉圭的关系及其在南美洲西方政策中的作用。

秘密、恐惧与逐渐减弱的追捕

门格勒继续谨慎处理通信。寄往德国的信件使用姓名首字母，并经由瑞士的邮政信箱转寄；较少情况下，则通过奥格斯堡的一位家庭朋友转寄；塞德迈尔负责收取和转寄。信件也会寄往一个以格哈德名义登记的巴西邮政信箱。由于门格勒的笔迹可能被认出，他改用打字机。这些做法使通信得以维持，同时也表明每一封信和每一个中间人都可能成为追捕中的证据。

即使危险已经消退，他的防范仍未停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指示罗尔夫持假护照前往巴西，故意走几条迂回路线，预订多间旅馆，并戴上墨镜和帽子伪装自己、留意是否有人跟踪。他甚至提议由沃尔夫拉姆·博瑟特提供武器。这些复杂安排并非为了应对一场正在进行、迫在眉睫的行动——西德人仍以为他身在巴拉圭，摩萨德既没有最新情报，也没有绑架他的计划。六日战争之后，拉丁美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中的重要性，也使以色列不愿就一名年迈的逃犯向这些国家施压；此人或许早已死亡。门格勒防范措施的严密程度与追捕的有限现实之间的落差，成为其流亡生活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巴西，日常家庭琐事屡屡与他想象中的危险交织。他担心受到监视，揣测西蒙·维森塔尔的公开说法意味着什么，也害怕关系人会出卖他。他写给贡茨堡的信越来越焦虑；他向家人索要更多钱款以支付给施塔默夫妇，并盘算五万德国马克的悬赏金高于自己在一栋新房中的股份价值。一九六九年，塞德迈尔带着给施塔默夫妇的钱前往凯埃拉斯，并帮助平息了争端。这件事展现了藏匿背后的物质依赖——即使远离正式追捕，要维持一个避难所仍需要资金与合作。

公开证词与再度受到关注

一九八五年，幸存者的证词再次让门格勒以及未能将他绳之以法一事受到国际关注。在耶路撒冷亚德瓦谢姆举行的一场模拟审判中，前囚犯讲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实验和虐待。这些证词经全球播出，促使各方进一步施压，要求逮捕门格勒。庭审开始两天后，以色列宣布将重新展开追捕，并悬赏一百万美元。美国、西德和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又增设悬赏金，按叙述所述，总额达到三百四十万美元。调查人员和记者再次在贡茨堡和南美洲展开搜寻，但按照书中的叙述，门格勒依然是一个未被重新追捕行动找到的逃犯。

文章的叙述清楚表明，他的逃犯身份同时依赖两套体系——一套是提供住所、资金、身份证件和预警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另一套则是正式机构，而它们之间的管辖权争端、外交上的谨慎和政治考量妨碍了逮捕行动。他的逃亡并非一次孤立的消失，而是一种跨境处境，反复依靠他人的援助以及各国政府无力或不愿协调有效行动而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