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儿子偏好

在金智英的家庭和成年生活中，韩国的儿子偏好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社会压力，并不只是家庭对应该生育哪些孩子的期待。它体现在“下一胎会是男孩”的承诺、附加在儿子与女儿身上的不同价值，以及婚姻和育儿改变女性生活时人们期待她们承担的代价。它之所以有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被说成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家庭关爱与实际决定并存，而人们也默认女儿应该让步、母亲应该承担更大的牺牲。

代代相传的家庭期待

高奉顺认为必须有儿子，这种想法源自她艰难的生活，以及一个未能满足她期望的家庭结构。她的丈夫没有通过工作养家，而她养大的四个儿子中，只有金智英的父亲在她年老时尽到了对她的责任。然而，高奉顺把自己得到的照料视为生了四个儿子的好处。事实上，为她准备热饭和铺盖的是她的儿媳吴美淑。高奉顺却把这份劳务归功于儿子，并劝吴美淑至少生两个儿子，把这种偏好说成是为年轻一辈着想的建议。

金恩英和金智英出生时，女性的反应显露出这种期待。每次吴美淑抱着刚出生的女儿，都会哭着向高奉顺道歉。高奉顺则温和地回答说下一个孩子会是男孩——金恩英出生后，她预言第二胎会是男孩；金智英出生后，她对第三胎作出同样的预言。她的温柔并未消除压力。女孩的出生被视为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必须通过再次怀孕来弥补；而人们期待的儿子，仍是这个家庭设想未来时的衡量标准。

怀孕与儿子偏好的代价

金智英出生还不到一年，吴美淑再次怀孕。她梦见一只大老虎走进家里，便相信孩子会是男孩。然而，医生检查后表示胎儿是女性。在韩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书中描述了鉴定胎儿性别并终止女性胎儿妊娠是常见做法。20世纪90年代初，男女性别比失衡达到高峰时，第三胎及以上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超过二比一。

吴美淑独自去诊所终止了妊娠。叙述明确指出，这一结果并非只应由她一人负责，尽管她在没有家人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承受身体和情感上的负担。医生给予她安慰，书中也呈现了这种体恤如何帮助她熬过这段经历。多年后，她再次怀孕；这一次，孩子是男孩，也就是金智英的弟弟，他在金智英出生五年后出生。这一连串事件呈现了儿子偏好的具体后果——人们期盼的儿子不只是家庭愿望，更是一种可能决定哪些妊娠会继续、由谁承受痛苦的标准。

儿子、女儿与日常对待方式

同样的等级关系也出现在一顿普通的饭里。金智英读初二时，告诉金恩英自己初潮来了。父亲回来得晚，家里的米饭不够每个人吃，于是母亲和三个孩子把拉面和剩下的米饭分着吃。弟弟先盛满了自己的碗。金恩英提出应该先给母亲盛饭，替母亲盛满一碗后，又拿走了一些弟弟的面条。接着，母亲把自己的面条给了儿子。

这场争执围绕着“他最小”这一解释展开。金恩英不接受这是真正的偏袒原因——他是儿子。她愤怒地离开饭桌，金智英对着食物犹豫不决，而母亲既没有安慰金恩英，也没有公开责备她。这一幕将性别偏好置于家庭日常之中——食物不够，一名女儿质疑分配方式，而母亲的举动又恢复了儿子的优势。这种期待不仅通过有关未来生育的明确说法得到强化，也通过一次次优先满足谁的需求而不断加深。

母职、工作与不平等的牺牲

成年后，金智英怀着郑智媛时再次遇到同样的偏好。地铁上一句侮辱性的话让她下车改搭出租车，之后产科医生确认她怀的是女孩，并建议夫妻买粉色衣服。金智英和郑大贤不在意孩子的性别，但他们预料家中长辈期待的是男孩。金智英的母亲再次预言下一个孩子会是男孩；郑大贤的母亲则说自己不介意。金智英介意。她也听同龄女性说，得知自己怀的是男孩后，她们感到如释重负、在姻亲面前更有地位，或获准享用昂贵的食物。她想表明自己也能昂首挺胸，却为了避免显得怨愤而把话咽了回去。

生育孩子所带来的压力，与另一种相关但有所不同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人们期待金智英为了照顾孩子放弃更多个人生活。怀孕前，她担心自己无法一边养育孩子一边维持事业。对于经常加班、周末也要工作的夫妻来说，托儿所和保姆似乎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而双方父母也无法提供所需帮助。郑大贤表示可以帮忙换尿布、喂奶和洗衣服时，她问他愿意放弃什么。她列举了自己的青春、健康、工作、同事、社交圈、职业规划和未来，指出这些都可能受到影响。相比之下，他可能要放弃的东西——少和朋友外出、较少自由参加工作晚餐或加班，以及多做一些家务——在她看来要轻得多。

临近预产期时，夫妻两人写下了三种计划——立即回去工作、休完一年产假后回去，或不再回去。他们考虑了育儿责任、费用，以及实际的利弊。把孩子送到郑大贤父母所在的釜山并不可行，因为他们年事已高，而且他的母亲做过背部手术；请住家保姆费用高昂，也会让保姆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得出结论——必须有一位家长留在家里。郑大贤的工作更稳定、薪水也更高，但叙述同时指出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性别惯例——通常由丈夫工作，妻子养育孩子并操持家务。金智英成了那个被期待离开职场的人。这一决定由两人共同作出，但负担并未由两人平等分担。

郑智媛刚满一岁不久便开始上托儿所，此后金智英看似多出的空闲时间大多被家务占据。智媛早上九点半入托，不到一点就回家；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洗衣服、洗碗、收拾屋子和准备食物。叙述中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家中有两岁以下孩子的全职母亲每天有四小时十分钟的个人时间，而孩子上托儿所的母亲则有四小时二十五分钟。十五分钟的差距说明，当家务仍由母亲负责时，托育安排未必能带来多少喘息时间。

家务劳动与规范的延续

人们对母亲的期待，也因描述和评价家务劳动的方式而得到强化。金智英因手腕疼痛求助时，医生拿现代家务与过去女性做过的更繁重体力劳动相比，还举出洗衣机和吸尘器等电器，借此否定她的抱怨。她没有说出口的反驳是——电器不会自己装好衣物、完成洗衣的每一步，也不会自己清洁和维护。科技减轻了一部分劳累，却没有消除这项劳动。

叙述还提到，人们会用截然不同的说法谈论家务——它可能被贬作无所事事，也可能被赞为维系生活的劳动，但其金钱价值却从未得到计算。这种缺漏让女性的劳动显得可以无偿取用。与此同时，金智英的母亲无法在女儿产后帮她恢复，因为她在粥店工作得更久了；随着其他餐馆搬进同一栋楼，粥店的生意也变差了。她有时会带些剩菜来，但她的劳动还得用来供养正在延长学业的金智英弟弟。代代相传，女性的劳动都被当作维持家庭生计的资源，而对儿子的期待则与照护责任分配不均并存。因此，书中把儿子偏好与更广泛的模式联系起来——即使维持家庭运转的劳动和牺牲大多不受认可，女儿和母亲仍被要求迁就家庭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