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Jiyoung–Jung Jiwon母女关系

金智英与女儿郑智媛的关系，发展于一个围绕照护重新安排的生活之中。金智英爱女儿，也努力满足她的需要，但成为母亲还意味着身体疲惫、一份珍视的工作突然结束，以及一项常被他人轻视或浪漫化的日常工作量。因此，这段关系呈现的并非事业与亲情之间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亲密联结；这份联结是在谁来照料孩子、又要付出何种代价等不平等期待之下维系的。

郑智媛出生前

女儿出生前，金智英和丈夫郑大贤并没有详细计划何时生孩子。他们都认为结婚后生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但郑大贤只是随口提起这件事，金智英却认为这是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她几乎没有怀孕或照料新生儿的直接经验，担心怀孕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体，也担心自己能否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继续发展事业。

两人的工作时间安排使这个问题变得具体起来。他们经常加班到很晚，也常在周末工作，因此普通的托儿服务或保姆可能无法满足需要，而双方父母也都无法随时接手照料。金智英甚至觉得，在孩子出生前就考虑让别人照顾孩子会令自己内疚，但她也担心两人的工作会让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父母。郑大贤听她诉说这些担忧，并表示自己会承担换尿布、喂孩子、洗孩子衣服等工作。他还告诉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托儿安排，她不必为了挣钱而继续工作；他会养家。

预产期临近时，他们在一张大纸上比较了三种可能——金智英立即复职、休完一年产假后复职，或不再复职。他们逐一考虑每种方案的照护安排、费用以及其他利弊。如果两人都继续工作，实际可行的选择只有把孩子送到郑大贤的父母家，也就是釜山，或者雇用住家保姆。他的父母愿意帮忙，但年纪已大，而且他的母亲近期刚做过背部手术。保姆费用高昂，也会参与家庭日常生活，同时照顾孩子。权衡这些限制后，他们得出结论——需要有一位家长留在家中。最终由金智英留在家里，部分原因是郑大贤的工作更稳定、薪水也更高，部分原因则是传统的工作与照护分工让妻子离职显得像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离职与成为母亲

金智英决定离职，并不意味着她不重视自己的事业。她在营销公司的第一份工作让她拥有能干的同事、完成任务时的满足感，以及凭自己的收入管理生活的独立性。她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思，尽管与客户打交道有时令人不适——年长的男性客户屡屡开带有性别意味的玩笑；一次商务晚餐上，金智英也受到压力，被安排坐在她不愿意的位置，并被劝喝她不想喝的酒。这些经历是她必须应对的职场环境的一部分，却没有抹去这份工作对她的意义。

她告诉公司自己要离职时没有哭，组长金恩实祝她一切顺利时没有哭，逐渐把个人物品带回家时也没有哭。悲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涌上来。送郑大贤出门后，她醒来便开始在脑海中安排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在车站附近吃早餐、吃午餐、也许看场电影，再去银行办事。随后她想起自己已经没有办公室可去了。熟悉的日常安排消失后，她无法再像从前那样预想或规划每天的生活，于是流下了眼泪。金智英明白，照顾孩子并不代表她不热爱工作，就像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也不代表母亲不够爱孩子。她与郑智媛的关系，开始于她真切失去职业身份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同时。

郑智媛在凌晨四点出生。金智英觉得孩子可爱极了，哭得比生产时还要多。然而，初为人母的温柔感受很快就与照料婴儿的要求密不可分。郑智媛日夜哭闹，直到有人抱起她才会停。金智英一边抱着她，一边做家务、上厕所、试着打盹；她每两小时喂一次母乳，几乎没有机会连续睡上片刻。她清洗孩子的衣物和床单，打扫家里，还得确保自己吃得够多，才能分泌乳汁。她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全身也一直疼痛。她给予孩子的照护始终持续，既是实际的劳作，也是爱。

照护、疲惫与家庭支持

生产后的身体劳作仍持续影响着金智英。她的手腕疼得厉害，几乎无法正常活动。在附近的骨科诊所，她解释说自己刚生完孩子，因为还得照顾婴儿、洗衣服和打扫卫生，手腕根本无法休息。医生却指着家用电器，拿它们与过去女性承担的繁重劳动相比较，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她的负担。金智英明白，洗衣机不会自己把衣服放进去或晾起来，吸尘器也不会自动完成清洁的每一个步骤。科技或许能减少部分家务，却无法消除统筹这些家务所需的劳动。

这番对话更加凸显了家电看得见的存在，与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持续劳动之间的差异。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后，金智英遇到过一些看法——有人把家务轻描淡写地说成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也有人赞美家务维系生活，却不计算它的金钱价值。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让她免于劳作。郑智媛依赖金智英每天的照料，而让这份照料成为可能的付出，却很容易被他人忽略。

金智英的母亲吴美淑无法从粥店抽身，帮女儿调养身体。商业大楼里开了更多餐馆，粥店生意因此变差；员工减少，也让吴美淑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她有时会把剩下的食物带给金智英，但她能提供的支持受到自己必须承担的工作的限制。吴美淑称赞金智英没有她帮忙也能母乳喂养并抚养孩子，认为这体现了母爱；金智英则问她，当年自己的母亲抚养三个孩子是什么情形。吴美淑描述了家中令人疲惫的状况——一个日夜哭闹的婴儿、从不换尿布的丈夫，以及要求每天在家吃三顿饭的祖母。她的讲述让金智英难得地看见母亲曾经承受的辛劳，而不是一个毫不费力、天生坚强的母亲形象。

母职理想与日常依恋

金智英怨恨别人告诉她，他们觉得她多么值得骄傲、多么高尚。她正在尽力抚养郑智媛，但这种赞美把疲惫塑造成一种美德，也让她因为觉得做母亲很困难而感到内疚。大众呈现的母亲与婴儿形象着重于美丽和温情，而关于照护实际要求的叙述却很少详尽分享。因此，必须显得心满意足的压力，可能掩盖金智英对休息和支持的平常需求。疲惫并没有削弱她与郑智媛的联结；相反，疲惫正是这份联结必须在其中维系的处境之一。

姜惠秀来访时，两人相处的过程展现了另一种更具日常互惠性质的照护方式。金智英给郑智媛喂母乳、喂固体食物、换尿布；孩子哭时，她抱着她走动，哄她午睡，同时继续和朋友交谈。姜惠秀担心会伤到孩子，不太敢抱她，但她给婴儿食品加热、拿干净尿布，也洗了碗。她可以欣赏郑智媛，却不把母职说成每个女人都应该向往的责任。这次探访短暂地让金智英的照护融入一场社交互助——姜惠秀没有接替母亲的角色，但她留意到了实际需要，并伸手帮忙。

托儿与持续不断的照护劳动

郑智媛满十二个月后不久，开始上托儿所，而且出乎意料地适应得很好。她的日程包括早上九点半入托、吃点心、玩耍、吃午餐，然后在下午一点前回家。这为金智英腾出了大约三个小时，但其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洗衣服、洗碗、整理家里以及准备食物和点心。她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只是坐下来喝杯咖啡。文中引用的韩国统计厅数据指出，孩子留在家中时，育有两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每天有四小时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孩子上托儿所时，每天则有四小时二十五分钟——只多出十五分钟。托儿所改变的更多是金智英在哪里做这些工作，而不是让工作本身消失。

郑智媛的老师说她相处融洽，可以试着在托儿所午睡并延长停留时间时，金智英暂时还是选择午餐后就去接她。尽管如此，一想到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便开始对着手做点新事情产生兴趣。因此，这段关系仍留有变化的空间——金智英的日子依然围绕郑智媛的需要安排，但托儿所给了她一小段空隙，让她得以考虑家庭眼前事务以外的生活。她的母亲照护既体现在反复进行的劳动中，也体现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上——照顾女儿不必抹去她自己的每一项抱负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