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锤剧团合作社

一天

大锤剧团合作社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的戏剧集体,以集体创作的表演和教育工作为核心,也是艾玛·莫利试图将理想主义转化为实际工作的场所。剧团获得艺术委员会资助并巡回演出的作品《残酷货物》,清楚展现了剧团的宗旨——通过戏剧让年轻观众直面奴隶贸易的历史及其遗留影响。然而,合作社的平等主义原则也使它不得不与难以相处的合作者共事,暴露出集体理想与日常实践之间的张力。

身份与创立

艾玛在酒吧吧台工作了一段时间,感到自己的精神生活日渐枯燥;之后,大锤剧团合作社招募了她。加里·纳特金曾于一九八六年执导她出演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后来联系她,邀请她加入剧团。他们此前曾短暂发展过恋情,之后又多年没有联系;这通电话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机会,而非既有关系的延续。

艾玛接受邀请,是因为这个集体承诺的并非一份传统的演员工作。按照她的理解,大锤剧团合作社将成为一种新型的进步戏剧合作社,以共同目标、共同投入和书面宣言为基础,并怀抱通过艺术改变年轻人生活的抱负。她并不怎么想当演员,也谈不上特别热爱戏剧本身。吸引她的是利用表演传达文字和思想的机会。她收拾好背包,告别持怀疑态度的父母,登上剧团的小巴出发,把这项工作想象成一场政治事业。

因此,这个团体的身份既由其形式决定,也由其宣称的宗旨界定。“合作社”一词意味着共同承担责任,而非追逐个人名望;其政治戏剧旨在原创、集体创作并对社会有所助益。对艾玛来说,加入剧团意味着过一种以行动和信念为核心的生活,也意味着有机会获得同伴情谊与恋情。

《残酷货物》与教育工作

《残酷货物》最清楚地展现了大锤剧团合作社的创作方式。这部关于奴隶贸易的作品获得艺术委员会资助。剧团集体创作、排练并巡回演出,融合讲故事、民歌和刻意令人震惊的哑剧表演。这是一部面向十一至十三岁儿童的教育戏剧作品,核心论点直截了当——奴隶制是错误的。

艾玛饰演莉迪亚,是邪恶的奥巴代亚·格里姆爵士那娇纵、虚荣的女儿。剧情有力的转折发生在莉迪亚意识到,自己的华服和珠宝是以受奴役者的苦难和鲜血换来的时候。这个角色的觉醒将华美的财物变成剥削的证据,让表演得以具体呈现历史不公与特权之间的联系。演出并不只依靠舞台呈现——演员们还在学校主持工作坊,将这场交流延伸到演出之外。

艾玛说,这项工作有时会激起学生强烈的反应,包括偶尔有孩子扔麦提莎巧克力豆;不过,学校工作坊令人振奋,观众也往往反应良好。她尤其惊讶于有些孩子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知之甚少,其中也包括西印度群岛裔儿童。这一观察有助于解释她为何认为这项工作值得做——剧团不仅是在传达政治信息,也在努力营造一种环境,让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来处。艾玛设想,改变可以从一个孩子开始;这是一种雄心勃勃的社会愿望,而剧团的实际工作范围正是它所立足的尺度。

集体理想与日常摩擦

合作社的实践并不像它的原则所暗示的那样和谐。剧团有四名演员——艾玛、夸梅、希德和坎迪,他们的角色和性情给巡演团队带来了不同类型的紧张关系。艾玛饰演白人女庄园主,与夸梅饰演的高贵奴隶对戏;作品还赋予了两名角色一层情欲张力。艾玛开玩笑说,这种张力并未在他们的戏外关系中重现。她讲述时带着亲切之情,却也并非毫无不快——她说夸梅对工作很认真,同时觉得他在排练时的情绪反应过于强烈。

饰演艾玛那邪恶父亲的希德曾是电视演员。艾玛从他拒绝做哑剧表演、反复提及自己的电视生涯中,看出他对这种不光鲜工作的不满。他巡演时的习惯——包括在洗手盆里小便、吃服务区的馅饼——让他成了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对象;艾玛和夸梅则怀疑他私下里有种族偏见。这些细节使剧团的政治宗旨变得复杂,却不足以证明成员们拥有共同的立场——这个集体必须与一些行为和态度可能与其公开承诺格格不入的人共事。

坎迪带来的是另一种摩擦。她饰演多个角色,包括种植园主和威廉·威尔伯福斯,但她告诉艾玛,自己干这份工作是为了拿到英国演员工会会员卡,同时等待进军好莱坞的机会。艾玛对坎迪评论她外貌、刻意展示性感的做法感到不满;坎迪会穿着内衣做瑜伽热身,随后又抱怨别人以貌取人。在一个原本希望摒弃自我、追逐名利和卖弄作风的团体中,这种矛盾尤其令人恼火。艾玛的叙述显然带着讽刺,因此它既记录了她的挫恼,也描绘了这位同事,而非提供一幅中立的肖像。

意义与局限

大锤剧团合作社的核心张力,存在于它所倡导的政治伦理与它必须借助的不完美、时而惹人厌烦的人之间。艾玛原本期待一个民主、平等、致力于创作激动人心的原创政治戏剧的集体。实际生活中,民主意味着即使她认为希德和坎迪的行为或抱负与剧团计划不相容,她也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落差并未抹去她认为学校工作有价值这一点,却让合作社的理想更难维持为一种毫无杂质的热忱。

大约三个月后,艾玛开始自问——她所期待的温情、同志情谊、社会价值,以及崇高理想与乐趣兼具的生活,到哪里去了?面包车侧面用模板喷印着“合作社”一词,这一醒目的宣示与巡演生活中的疲惫和不满形成对照。她双手捂住耳朵,直面一个根本问题——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现有叙述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它既没有说明这个组织最终的命运,也没有交代艾玛最后是否决定离开。相反,大锤剧团合作社的重要性在于,它考验政治工作能否在妥协、性格冲突和巡演中乏味平常的日常之中,仍保持意义。艾玛的回答虽暂时,却并非虚无——即使她心存愤世嫉俗,学生们的反应以及改变他们生活某些方面的可能性,仍使这项计划不至于沦为纯粹的理想主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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