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论与预定论

严肃的人

决定论与预定论描述了一种可能性——在人类行动并非自由选择、而是早已预先注定这一点上,它构成了阿尔温德·阿查里亚晚年转变的核心。他将这一观念从恒星及其死亡的宏大尺度,延伸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决定。审判摧毁了他的公众声望后,他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探究这种可能性,并提出一门新科学——它不只研究粒子与力,还研究他所谓的生命这场伟大的游戏。

定义与范围

阿查里亚的观念并不局限于“事件遵循物理定律”这一笼统主张。它的涵盖范围刻意令人惊讶——买一种蔬菜而不是另一种、在路口向左而不是向右转,以及蝴蝶或花朵的运动,都可能像恒星的诞生与死亡一样,是预先注定的。他举出的例子消弭了宇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别。一个看似微小且私人的决定,可能与天文事件一样,属于同一种预定秩序。

叙述将此呈现为阿查里亚打算探究的问题,而不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结论。他思索,甚至那些看似偶然的选择,是否早在作出选择的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确定。因此,这一理论审视的是选择的体验——人们会行动和决定,但他们视为自己所作的行动,或许早已预先决定。现有证据并未判定这是否属实;它所确立的是,这一观念正是他想要追究的问题。

从机械论到生命这场游戏

阿查里亚对预定论的兴趣,也改变了他对科学应当研究什么的看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的权威赋予了他公众身份。他以科学工作的声望掩盖了少年时期一次超自然经历留下的持久影响,而天才之名也使他早早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他担心,若解释自己关于每个行动都早已预定的信念,或探究生命的目的,可能会失去这份地位。

审判过后,科学声誉也随之丧失;阿查里亚明白,自己的麻木并非心智或精神遭到摧毁,而是地位的丧失。这一区别十分重要——消失的是他被迫维护的公众形象,而非他思考或探究的能力。地位不复存在后,他觉得自己摆脱了曾经束缚其抱负的恐惧。他如今可以设想一种新科学——它不再只通过粒子与力解释宇宙,而是研究生命更广阔的模式及其表面上的目的。

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他拒绝科学探究,而是阿查里亚想要改变探究的方向。熟悉的物质与力的物理解释,似乎已不足以涵盖他想提出的有关自主性、目的与事件秩序的问题。预定论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如果选择早已注定,那么个人生活看似自由的状态与宇宙事件可预测的进程,或许同属一个问题。

日常选择与个人自主性

这些日常例子赋予了这一理论独特的力量。阿查里亚并未将预定论局限于重大决定或非凡人生。买卷心菜而不是茄子,或在路口选择一条路,使这一假设变得贴近生活,并且原则上可以检验——它深入人们平日借以理解自身选择的细微行动之中。蝴蝶的振翅与花朵的运动,则将同一问题扩展到人类意图之外,暗示人类与非人类事件都属于预先设定的秩序。

这一关于行动皆已注定的说法,与阿查里亚本人宣告独立之间存在张力。声誉被剥夺后,他决定不再让他人拥有羞辱自己的权力。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他视为自己所作的行动,尽管他同时提出,每个行动或许都早已注定。叙述并未消解这一矛盾,而是让关于自由选择的抽象问题,遇上阿查里亚切实感受到解脱并选择新方向的时刻。即使他打算质疑更深层意义上的自由是否存在,他或许仍在情感与实践层面获得了自由。

研究计划与未解问题

阿查里亚请求继续在理论与研究所工作时,为这一观念赋予了实际形式。他想规划更多气球任务,并继续进行与本杰明·利贝特相关的实验。在与贾纳·南博德里的谈话中,这项拟议工作被描述为将寻找坠落的外星生命与调查人类的一切行动是否都预先注定结合起来;阿查里亚确认这正是他想做的事。这两方面的结合,使他早期的科学项目与新近的哲学关切进入同一研究议程。

拟议中的实验表明,阿查里亚并不把预定论仅仅视为个人慰藉。他想通过研究来探究它,而且是在一个他刚失去权威、如今请求获准留下的机构内进行研究。然而,现有证据只到提出计划为止——它没有提供实验结果,也没有最终判定人类决定是否早已注定。这一概念仍是一个重塑阿查里亚抱负的问题。它使他得以设想一种超越已失声望的科学志业,同时也让这一志业所依赖的核心疑问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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