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

乌托邦既是一座偏远岛屿，也是一次政治实验的场景——其天然屏障、共有制度和有序的劳动分配，被呈现为同一套设计的组成部分。根据拉斐尔的讲述，岛屿与大陆的分隔是人力造成的；而乌托邦社会则为欧洲各国提供了鲜明的比较对象。对话使这番讲述颇具说服力，却没有把它变成毫无保留的处方——托马斯·莫尔在结尾承认乌托邦制度的吸引力，同时没有表示赞同其中所有制度。

岛屿与防御

乌托邦在岛屿中部横跨约两百英里，大部分区域的宽度大致保持不变，向两端则逐渐收窄。其新月形环抱着一处宽阔海湾——海水从两角之间约十一英里宽的水道涌入，继而扩展为一处海岸线约五百英里的避风海湾。湾内水流微弱，且有屏障抵挡风浪，因此形成一座绵延不断的港口，便利岛上居民彼此往来。

海湾入口难以通行。一侧的岩礁和另一侧的浅滩使航行十分危险；一块岩石露出水面，上建有一座驻有守军的塔楼，其他险处则都隐没于水下。只有熟悉当地的领航员才知道航道，而岸上的标记也为他们自己的船只指引方向。如果这些标记被挪动，入侵舰队就可能触礁沉没。其他港湾以及由天然地势和人工工事共同筑成的海岸防线，也使少量兵力能够抵御规模大得多的登陆部队。

乌托邦原先并非与大陆分离。它起初名为阿布拉克萨，直到乌托普斯征服此地，下令开挖一条长十五英里的水道，贯穿这片土地。他让居民和自己的士兵共同参与挖掘，使被征服者不至于认为这项工程只是强加给他们的劳役。水道很快完工，令邻近各族既惊讶又惊惧。在这个建国故事中，乌托邦的防御地理并非只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一项施加于地貌之上的政治成就。

城市与共同供给

岛上有五十四座规模宏大、建造精良的城市。除受当地地势影响而有所不同外，各城的风俗、法律和总体布局都相同。相邻城市之间至少相距二十四英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远到让人无法在一天之内步行抵达最近的邻城。每座城市的辖区至少包括周围二十英里的乡村，有时还会更广，但居民并不企图扩张边界。他们认为自己是土地的租用者，而非所有者。

阿马乌罗特是主要城市，也是最高议事会的所在地，坐落在岛屿中央附近。每年，各城会推选三位最贤明的元老到此聚会，商议共同事务。拉斐尔选择详细描述阿马乌罗特，是因为他在那里住过五年，对它最为熟悉；此外，它位于中心，也适合作为集会地点。因此，它的重要性既在于政治地位，也在于地理位置——它连接起一系列共享制度、而非竞相扩张领土的城市。

阿马乌罗特位于一处高地，紧邻阿尼德河。河流流经城市时宽约半英里；它发源于泉水，沿途汇集其他溪流，水量随之增加。潮水从海上强劲地向上游推进，把咸水带入内陆约三十英里，其上方则留有一段咸淡水交融的河段；到了城边，河水已经变淡。一座石桥横跨河流，位于离海最远的一侧，使船只能够不受阻碍地停靠在城旁。另一条较小的河流从山上流下，穿过城市后汇入阿尼德河。它的泉眼就在城外，并已修筑防御工事，使围城者无法截断或改道水流，也无法污染水源。

各城市依靠经过统筹、能够供给城市的乡村。田间散布着配有农用设施的农舍；城市居民轮流住进农舍，经验丰富的劳动者则指导新到者。轮换制度避免任何人被迫无限期从事艰苦的乡村劳动，不过也有人请求延长居住时间。农民种植作物、饲养牲畜，并以陆路或水路将木材运往城镇。收获季需要额外人手时，乡村官员便向城市请求派工，通常一天之内就能派出所需人数。这些安排使城乡关系成为共同供给体系，而非私人土地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

政治与宗教生活

拉斐尔将乌托邦的政治共同体描述为公共供给和共同所有制的结果。按照他的说法，没有人需要在人人相争的环境中独自保障生计——只要公共储藏充足，人们就能取得所需之物，不平等的分配也不会使部分居民陷入贫困或匮乏。他将这种安定与其他社会作对照——在那里，人们从事必要劳动，却生活悲惨；而几乎不做有益劳动的人却享受奢侈生活。乌托邦的繁荣并非以私人积累来衡量，而是体现在人们不必为将来匮乏而忧虑。

岛上的宗教并非一统。不同群体崇拜太阳、月亮、行星，或曾因德行与荣耀而受到颂扬的人物。拉斐尔说，其中人数较多、见识较深的一部分人崇拜一位永恒、不可见、无限且不可理解的神祇，认为它是万物的源头和主宰。岛民称这位至高存在为弥特拉，不过他们对于各自崇拜的对象是否就是这位存在，意见并不一致。因此，宗教差异与对至高力量的共同信仰并存；拉斐尔还描述了一个渐进过程——人们逐渐摆脱各类迷信，转而信奉许多人认为最好的宗教。

乌托邦的政治设计也延伸至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岛民不愿让战争蔓延至本土。若有君主准备入侵，他们便设法让冲突发生在该君主自己的国土上；若战事蔓延至乌托邦，他们打算依靠本国居民自卫，而不召用辅助部队。险峻的航道和设防的海岸巩固了他们将战争拒于国境之外的倾向，不过拉斐尔最后也指出，岛民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令叙述者迟疑的问题之一。

讲述、比较与不确定性

读者接触到的乌托邦，并非来自客观无涉的描述，而是经由层层转述而来。托马斯·莫尔和彼得·吉尔斯在安特卫普遇见拉斐尔；这位旅行者被介绍为一名博学的葡萄牙人，曾穿行于陌生地域。拉斐尔讲述了自己和同伴如何赢得当地统治者的信任、如何往来于各个社群之间，以及如何遇见那些制度可以与欧洲相比较的社会。他说自己在乌托邦居民中生活了五年，若非想让欧洲人了解这个新世界，本不会离开。他的经历为岛屿的详尽测量和风俗描述提供了可信依据，但这番讲述终究是哲学对话中的旅行者见闻。

对乌托邦的讨论，源于一场关于政治劝谏以及现存社会弊病的争论。拉斐尔认为，乌托邦的制度展示了公共生活可以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安排；托马斯·莫尔则请他详细描述岛屿的土地、河流、城镇、人民、法律和风俗。这个转折使一个想象之地成为与熟悉世界持续比较的对象。岛屿的遥远位置使其安排足够陌生，因而值得审视；对其地理和公民组织的精确描写，则使这种比较具有现实意味。

结尾处，托马斯·莫尔并未简单赞同拉斐尔的讲述。他认为乌托邦的战争方式、宗教以及尤其是没有货币的共同生活，都有难以接受之处；他没有向疲惫的旅行者提出异议，而是把进一步讨论留待以后。不过，他仍表示，乌托邦政治共同体的某些特点，是他宁愿希望能够实行、而非指望它们真的实行的事物。因此，乌托邦既是一种想象中的替代方案，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检验——它连贯的地貌和共享制度揭示了其他社会的不平等，而对话则没有说明它的主张能够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