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伯杰
凯·斯卡佩塔杰米·伯杰是纽约市的检察官;她的权威和个人纠葛为调查同时提供了法律方向与情感压力。她招募露西·法里内利,是因为她意识到网络犯罪已经制造出一个不可见的欺骗领域;然而,她与凯·斯卡佩塔的关系意味着,每一个职业决定也会重新揭开更早的创伤与私人忠诚。
身份与出场
杰米·伯杰通过一次紧急请求进入案件,请求凯·斯卡佩塔加入她的调查。本顿·韦斯利告诉斯卡佩塔,伯杰要求她到场,而斯卡佩塔的即时身体反应是胃里打结;这种反应并非由伯杰的办公室引起,而是源于她自己人生中一段想要忘却的时期。因此,伯杰所代表的不仅是检察权威——在她本人出现之前,她的名字就已经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在贝尔维尤医院医疗中心的自助餐厅里,即便是不认识伯杰的人也会注意到她。她被描述为一名美丽、苗条、中等身高的女性,有深蓝色的眼睛和浓密的深色头发;她穿着考究而优雅——深灰色羊绒西装外套、黑色背心、黑色裙子,以及带银色搭扣的黑色高跟鞋。她的女性气质并未被刻画成屈从。当警察、律师或罪犯的目光游移到她的身体上时,她会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回他的眼睛,并要求他在她说话时看着她。这一动作界定了她的公众形象——自制、直接,并且不愿把权威交给旁观者对她外表的解读。
职业策略与调查
伯杰最明确的目标,是获得露西·法里内利对网络调查的帮助。她承认,让露西介入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她拒绝取消这一安排,因为案件需要具备露西能力的人。她指出,网络犯罪是该部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罪犯隐形,即使他们留下证据,那些证据也可能是为了误导而设计的。她的推理使案件不仅成为针对杀人犯的较量,也成为针对被制造出来的知识的较量。
这一决定也暴露出伯杰在实际操作上的限制。市政预算无法支付露西的全额费用,因此伯杰的请求部分取决于露西是否愿意在没有适当报酬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然而,伯杰坚持认为,案件必须决定她的选择,而不能由马里诺的流言、本顿的不安全感,或本顿婚姻的状况来决定。她的坚定并非简单的无所畏惧,而是有意识地拒绝让私人纠葛取代公共职责。
伯杰的调查方法把法律压力与对物证和数字证据的细读结合起来。当她与迈克·莫拉莱斯交谈时,她只需说他有一些解释要作,并提到硝酸银和伊丽莎白·斯图尔特医生,莫拉莱斯便立即切断联系;这表明伯杰已经掌握了足以令他不安的信息,也表明她的问题能够把调查中表面上相互分离的线索连接起来。后来,她与露西反复查看涉及特里·布里奇斯的骇人录像,把它当作必须解读其语言和布置方式的证据,而不是照单全收的事实。
证据、暴力与误导性叙事
伯杰身处的案件中,性暴力不断遭到施害者、受害者、媒体和虚假身份的扭曲。针对斯卡佩塔的公开攻击,是通过残酷的专栏文章展开的;文章指责她被强奸,声称她所谓遭受的虐待导致皮特·马里诺醉酒后袭击了她。伯杰的立场使她直接面对这样一种叙事——这种修辞把针对一名有权势女性的指控,转化为指责受害者的场面。
对特里·布里奇斯的法医检验说明,伯杰的法律工作为什么既需要克制,也需要怀疑。斯卡佩塔得出结论,特里的手腕很可能在她的睡袍和胸罩被脱下之前,就已经被绑在身后,因为睡袍袖子和胸罩肩带都被剪开了。这一顺序表明,袭击来得迅速而突然,袭击者先制服了她,然后脱去她的衣物。斯卡佩塔后来报告说,拭子中没有发现精液,脱氧核糖核酸检测也呈阴性,因此性交不太可能发生;但她同时警告,缺乏性接触并不能排除性意图,也不能排除一场预先安排、以暴力为内容的性情境。由此,伯杰的调查拒绝把身体证据粗暴地等同于袭击的全部真相。
录像迫使伯杰作出更加令人不安的区分。特里此前似乎曾与莫拉莱斯参与带有性意味的支配行为,但这场景已经越过界线,变成胁迫与致命暴力。她一边哭泣,一边试图假装这次遭遇仍然是一场游戏;她乞求被释放,并在内心深处明白自己可能会死。随后,莫拉莱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都是她的错。伯杰关掉录像并作下笔记,保留自愿表演、强制控制与谋杀之间的区别,而不是让性情境为暴力开脱。
关系与冲突
伯杰与本顿·韦斯利的关系,既是职业关系,又在其含义上带有亲密性。本顿承认自己对特里十分愤怒,尽管他知道受伤害的人是特里,而且她并未邀请这场袭击。他还承认,特里与莫拉莱斯合作多年;在莫拉莱斯醉酒且意识混乱时,特里让他进入屋内也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伯杰的世界由围绕责任展开的争论塑造——先前的关系、对欲望的了解,或受害者自身的决定,都不能自动变成同意或责备。
她与斯卡佩塔的联系同样具有双重性。伯杰需要斯卡佩塔的专业知识,但斯卡佩塔听到伯杰的名字时所表现出的反应,说明合作一直受到早先私人历史的纠缠。调查反复把两名女性置于有关女性权威的公共叙事两端——斯卡佩塔被攻击为暗中软弱且不光彩,而伯杰自身的权威则不断通过沉着、直接质询,以及对证据记录的控制来维持。
伯杰也与露西密切合作。她们共同检查莫拉莱斯的录像,并揭示他操纵他人的逻辑。这种合作尤其重要,因为凶手利用私密材料、数字身份和表面上的证据来转移怀疑。伯杰的法律权威与露西的技术能力彼此补足——前者能够迫使他人作出解释并组织案件,后者则能够判断一份电子记录何时不可能成立、遭到篡改,或在时间上暴露问题。
揭示与叙事作用
当调查表面上的时间顺序崩塌时,伯杰正在场。露西发现,scarpetta612账户在前一晚八点十九分写成了一封电子邮件,却没有发送。由于特里·布里奇斯当时已经死亡,而奥斯卡·贝恩不可能写下这封邮件,因此邮件证明,他们两人都不是该账户背后的人。这一发现把数字通信从指向特里或奥斯卡的线索,转变为第三名行为者操纵通信的证据。
伯杰也参与了调查从怀疑走向证明的过程。伊娃·皮布尔斯浴室马桶盖上的鞋印,与奥斯卡声称发现特里尸体时所穿的鞋相吻合。更具破坏力的是,警方在从天花板上拆下并放入浴缸的玻璃灯具上发现了奥斯卡的指纹。随后发出逮捕令,对奥斯卡的全国搜捕也不断升级。然而,后续调查确认莫拉莱斯才是凶手,显示出把定罪性证据视为不言自明之物的危险。伯杰的任务不仅是寻找一个看似合理的罪犯,还要理解现场是如何被布置的,以及证据是如何被制造成会“说话”的。
她对录像的处理完成了这一作用。莫拉莱斯的言语与行为表明,特里与他的关系曾涉及早先的性支配;但录像揭示了他如何把亲密转化为囚禁、恐惧与谋杀。录像也解释了特里针对斯卡佩塔的公开行动为何变得如此恶毒——特里相信自己收到的是来自偶像、冷酷而羞辱性的电子邮件;当这种欺骗变得无法承受时,她便利用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公开攻击斯卡佩塔。因此,伯杰的调查把谋杀与一连串虚假通信、受伤的崇拜、羞辱以及报复性表演连接起来。
伯杰的重要性在于,她始终防止这些层面彼此坍缩为同一件事。她是一名检察官,面对的犯罪证据同时具有身体性、数字性、性意味和戏剧性。她的权威在抵制简单叙事时最为强大——她不让先前的关系决定同意,不让阴性的生物学发现抹去既定的暴力意图,也不让定罪性物件在未经重建现场的情况下自行终结案件。通过伯杰,这部小说把法律调查呈现为一场争夺意义控制权的斗争——谁能够控制一具身体、一条信息、一段录像和一项公开指控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