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姆河战役
可怜的东西索姆河战役进入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的叙述,并非通过对军事行动的描写,而是通过它在家中造成的后果——战争爆发后,她两个最小的儿子几乎立即参军,随后便在那里阵亡。他们的死使反战从一种政治信念变成无法挽回的家庭灾难。
战役与家庭之痛
叙述将索姆河与1914年战争爆发联系起来。维多利亚·麦坎德利斯希望工人和士兵通过罢工制止冲突;与之相反,她两个最小的儿子几乎立刻参了军。不久之后,他们就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叙述没有提供任何战场细节,而是以他们骤然离世这一亲密而直接的事实标记这场战役。
这场丧亲之痛被呈现为维多利亚始终未能恢复的打击。战争、参军、死亡这一压缩的事件序列,使这场战役成为她人生中的决定性断裂,也是一件历史事件。叙述没有说明儿子的姓名、军中职务或死亡时的情形,也没有讲述他们在前线的经历。
政治后果
维多利亚对战争的回应,是敦促工人和士兵通过罢工结束战争。她与费边社决裂,因为她认为该社对罪恶的屠杀抱持不冷不热的容忍态度;她还与凯尔·哈迪、吉米·麦克斯顿、约翰·麦克莱恩及其他反战并主张苏格兰自治的克莱德河畔社会主义者同台演讲。索姆河战役中的死亡与她的公开运动并置——这些死亡使她的反战立场更具个人力量,但叙述并未将她的政治立场简化为丧亲之痛。
她与长子巴克斯特·麦坎德利斯的冲突,进一步揭示了战争在她家庭内部造成的分歧。他在帝国统计部的办公桌前支持战争努力。维多利亚在致帕特里克·盖迪斯的信中指责他操纵数据,把法国的杀戮与伤残规模同和平时期事故中可能发生的死亡与受伤相比较,从而使其显得不那么骇人。她认为,这种统计方法安抚了战争工业的受益者,也可能让阵亡士兵像工厂事故与道路事故的受害者一样轻易遭人遗忘。
叙事意义
因此,索姆河既作为死亡之地,也作为公共论辩与私人悲痛彼此交锋的焦点被重新提起。叙述将维多利亚的政治行动、她与费边社的决裂,以及她与长子的疏远,都置于她两个小儿子阵亡的同一段战时经历中。叙述没有描写战场场景,而是展现这场冲突如何在政治立场、家庭关系,以及关于如何统计和铭记战时死亡的争论中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