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继续的妊娠

埃莱娜知道

伊莎贝尔·曼西利亚不愿继续的妊娠既是性暴力的后果,也是围绕谁能决定她的身体该如何处置而展开的斗争核心。小说先写丽塔介入,阻止伊莎贝尔寻求堕胎,随后又通过伊莎贝尔向埃莱娜的讲述,重新呈现那次相遇。这番讲述揭示了妊娠背后的胁迫,也质疑了丽塔曾经强加母职、视其为道德义务时所表现出的笃定。

发现与介入

在埃莱娜拜访伊莎贝尔的二十年前,丽塔赶着去圣心天主教学校上班时,在路边发现了正在呕吐的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手里拿着一张写有地址和“奥尔加”这个名字的纸,打算去一个可以接受堕胎的地方。丽塔起初被眼前的情形吓退,但随后停下来提供帮助,并在伊莎贝尔仍感不适时与她争辩。伊莎贝尔说自己不想当母亲,也不认为腹中的东西是孩子;丽塔则坚持认为,怀孕已经使她成为母亲,并以堕胎之罪和她相信伊莎贝尔腹中孕育着的生命为由劝阻她。

丽塔的介入不只是争辩。伊莎贝尔精疲力竭、头晕目眩时,丽塔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带到埃莱娜家里,尽管伊莎贝尔表示抗拒。到了那里,丽塔翻找伊莎贝尔的手提包,寻找身份信息。包里有确认妊娠的化验结果,还有一张电费账单,收件人写着伊莎贝尔·格尔特·德·曼西利亚,上面因此有她的姓名和地址。当时正在家中织毛衣的埃莱娜,目睹丽塔带着这名神情痛苦的女子进来,并要了一个桶,以防她再次呕吐。于是,这场妊娠以一种丽塔认为在道德上不可或缺的救助行为进入这个家庭,但这一行为也凌驾于伊莎贝尔明确表达的拒绝之上。

妊娠背后的情形

伊莎贝尔后来向埃莱娜解释这段妊娠经历时,区分了怀孕之前的想法与验孕结果呈阳性之后的认识。她说,怀孕前,她的立场只是一种抽象的决定;面对检测结果时,她才知道自己不想继续妊娠。她的讲述直接质疑了丽塔行动所依据的前提——怀孕的女人必须把自己视为母亲,并接受这一身份。

伊莎贝尔形容自己与马科斯的婚姻缺乏爱情,并说婚后三个月,他们的第一次性接触是被迫发生的。她回忆说,他持续强迫她发生性关系,直到她怀孕;此后,他便不再碰她。她还说,马科斯的男性伴侣当时也在场,尽管她没有看见他;在妊娠期间,此人还帮助马科斯控制她。这段经历清楚表明,这场妊娠并非源于一段双方自愿选择的关系。得知自己怀孕后,伊莎贝尔曾寻求堕胎,而她怀孕时所处的情形则涉及暴力,并剥夺了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禁闭与制度权力

伊莎贝尔讲述,马科斯和他的伴侣在她九个月的孕期里几乎把她当作囚犯看管。她受到镇静药物的影响,并由护士监视,一名护士白天值守,另一名夜间值守。围绕她提供的照护并不意味着她获得自由——她无法决定是否继续妊娠,只能任由别人安排自己的处境。伊莎贝尔说,她任由他们接管一切;她形容自己从来就不坚强,而丽塔发现她的那一天,她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力量也消失了。

她的讲述也追溯了自己如何开始寻求堕胎。伊莎贝尔收到阳性检测结果后,去找马科斯,告诉他自己不想要孩子。伊莎贝尔说,马科斯已经知道她怀孕,因为检验所里有人把消息告诉了他。他打了她一巴掌,说为她感到羞耻,还说如果她没有怀孕,就会和她离婚。后来,他诊所的一名护士在走廊里找到伊莎贝尔;她当时坐在那里,因为自己走不动了。护士悄悄递给她写有地址和“奥尔加”这个名字的纸条。伊莎贝尔循着线索前去,直到丽塔拦住她。这一连串事件把私人领域的暴力与医疗场所联系起来——有关伊莎贝尔妊娠的信息传到了她丈夫那里,而唯一为她提供堕胎途径的人,则只能暗中行事。

关于母职与知识的不同说法

丽塔曾把妊娠视为伊莎贝尔已经成为母亲的证明,并认为是否堕胎不该由她决定。事后看来,其中的矛盾格外鲜明——丽塔自己不是母亲,也永远不会成为母亲,却把宗教教义强加于另一名女子的身体,迫使她继续妊娠。小说并未把伊莎贝尔后来成为母亲描写成丽塔正确无误的证明。相反,伊莎贝尔的讲述把被强加的妊娠与她明确表达的拒绝,以及塑造这段经历的暴力和禁闭并置呈现。

与埃莱娜交谈时,伊莎贝尔用自己的经历质疑埃莱娜的笃定——丽塔绝不可能选择自杀。伊莎贝尔说,怀孕之前,她只能想象自己可能会怎么做;亲身经历改变了她所知道的事情。埃莱娜由此想到自己的帕金森病——疾病描述无法让她获得疾病进入身体之后才有的认识。这种比较并未把两种经历等同起来,却说明了远距离作出判断的局限。伊莎贝尔的经历也动摇了埃莱娜关于母亲必然了解女儿的假设。这场妊娠不仅是伊莎贝尔生命中的一段往事,也是她得以质疑埃莱娜自认为能够了解丽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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