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占领下的荷兰及反犹限制

正如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所记录的，德国占领荷兰通过反犹法令、胁迫和持续不断的迫害威胁改变了日常生活。其重要意义在于，政治支配变得切身而具体——一辆禁乘的有轨电车、一张征召通知、一处隐蔽的藏身之所，以及一个问题——谁还会接纳犹太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

占领与日常生活受限

安妮将处境日益恶化追溯到战争、荷兰投降以及德国统治的到来。她回忆说，家中在德国的亲属早已遭受希特勒反犹法律的迫害——1938年德国反犹暴行之后，她的两位舅舅逃往北美，而她七十三岁的外祖母则搬来与他们同住。因此，占领给荷兰犹太人带来限制时，危险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这个家庭近期经历的一部分。

这些规定一步步缩小人们日常行动和选择的空间。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星章并交出自行车；他们不能乘坐有轨电车或汽车，即使是自己的车也不行。购物时间被限制在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犹太人还必须去犹太人经营的理发店和美容院。他们不得进入剧院、电影院、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不得划船，也不得参加公共体育活动。他们晚上八点至早上六点不得外出，八点后不得坐在花园里，不得去基督徒家中做客，而且必须就读犹太学校。安妮的朋友雅克用自己的感受说明这些禁令不断累积带来的影响——她说，自己再也不敢做任何事，因为害怕那件事可能不被允许。

这些规定不仅改变作息，也让人切身感受到。一个酷热的日子，安妮不得不从斯塔德斯蒂默图因街的学校步行到扬·吕肯街的牙医诊所；之后她在课桌前差点睡着。有轨电车曾是寻常便利，如今却成了禁乘的奢侈品。渡船仍可乘坐，安妮记下，当他们开口请求时，约瑟夫·以色列码头的一位摆渡人便载他们过河。她指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不能归咎于荷兰人，这将占领强加的限制与每个生活在占领之下的人的行为区分开来。

从征召通知到躲藏

当玛戈特焦躁不安地走进厨房，告诉安妮奥托·弗兰克收到了党卫军的征召通知时，威胁变得迫在眉睫。安妮从集中营和监禁的角度理解这份通知。玛戈特坚持说父亲不会去；伊迪丝·弗兰克已经去找范丹先生商量第二天把全家转移到藏身处。范佩尔斯一家也将加入他们，总共七个人。这一决定使迫害不再只是背景中的一套规定，而成为一场紧迫的家庭危机。

这家人原本计划在七月十六日开始躲藏，几个月来一直在把家具和衣物搬出公寓。玛戈特的征召通知让计划提前了十天。安妮、伊迪丝·弗兰克和奥托·弗兰克冒雨步行，背着装满家当的书包和购物袋；他们衣服上的黄色犹太星章，让去上班路上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处境。藏身处设在奥托·弗兰克的办公楼里。只有事先获知消息的办公室职员知道这家人要来；仓库工人，包括贝普·福斯奎尔的父亲和两名助手，都没有被告知。照常运作的工作场所与其中或其上方隐蔽的避难所形成对照，呈现出躲藏生活在实际层面上如何依赖于对消息的严格控制。

安妮的日记还用苦涩而诙谐的公开介绍来描述这处避难所——广告声称，安静、树木葱郁的阿姆斯特丹有处住所，供犹太人和其他流离失所者居住，据称可乘有轨电车、汽车、自行车或步行抵达；房间免费，饮食低脂。这段虚构借用了普通住宿广告的语言，却揭示了与之相反的现实——住客毫无出行自由，他们之所以有处可藏，是因为周遭的政治秩序已使他们沦为逃亡者。

监视、匮乏与隐蔽生活的代价

躲藏并未结束占领带来的压力；它只是将其后果集中在狭小空间之内。一天早晨，彼得下到仓库时，发现仓库门和临街的门都开着。住户遵守紧急守则——不洗漱、不用水、保持安静、八点前穿好衣服，并避开厕所。窃贼用撬棍撬开门，偷走了两个钱箱、空白支票簿，以及损失最惨重的东西——家里全部三百三十磅糖的配给。失窃既造成了食物损失，也立刻演变成安全危机。

之后又一次闯入事件，使防范措施进一步收紧，也让住户重新讨论被发现的危险。他们雇用斯莱赫斯先生担任夜间看守，原本预计会有一位地下组织的木匠用白色法兰克福床架搭建一道屏障，并安排彼得在八点半至九点半之间巡视房屋。有人从凯格公司注意到彼得的窗户后，他便不能再打开窗户。住户还被禁止在晚上九点半后冲厕所，也必须考虑能否信任看守，以及门外有人时狗会不会吠叫。这些规定说明，占领和遭人出卖的可能性如何改变了最微小的家务行为。

威胁也通过对人质的惩罚延伸到藏身处之外。安妮写道，无辜的社会知名人士遭到监禁；盖世太保找不到破坏者时，就会抓来五个人，排成一排准备处决。报纸公告把这些杀戮伪装成“意外身亡”。同一场战争中，贝普的男友正被送往德国强迫劳动，年轻男子则一批批乘火车离开；列车停下时，有些人试图逃跑，但鲜有人能不被发现地成功逃脱。这些记述把附楼内的恐惧置于更广泛的胁迫模式之中，表明藏身处外的人也同样受到影响。

犹太身份与荷兰归属感

各种限制与威胁使犹太身份既成为强加的法律类别，也成为安妮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次安全警报过后，她写道，犹太人是“被锁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权利、却有一千种义务”的人。然而，这番感想并未止于无助——她鼓励人们勇敢、坚忍，相信战争终会结束，并想象犹太人有朝一日会重新成为人，而不只是犹太人。她的措辞清楚表明，迫害将人们简化为国家用来锁定他们的身份；与此同时，她也拒绝让这种强加的身份耗尽他们的人性。

这种集体希望与对犹太群体延续的肯定并存。安妮写道，犹太人无法简单地变成荷兰人或英国人，而会继续是犹太人——并且他们也愿意继续如此。秘密附楼里的光明节庆祝活动，让这种肯定有了家庭生活中的具体形式——住户互赠小礼物，只点燃蜡烛十分钟，因为蜡烛短缺；范丹先生则做了一座木制烛台。宗教习俗在隐蔽和匮乏的限制中延续下来，维系它的不是充裕的物资，而是继续歌唱、举行仪式的决定。

到1944年5月，安妮听说，甚至在过去似乎不可能出现反犹主义的圈子里，也出现了反犹主义。她转述了这样的指控——犹太人向德国人泄露机密，使帮助他们的基督徒处于危险之中；接着，她请读者设想，究竟有谁能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可靠地坚守立场。她谨慎地承认，指控所说的确有真实个案，同时反对要求犹太人在胁迫之下达到不可能做到的沉默标准。猜疑不断扩大，使迫害不仅成为国家政策问题，也成为公众判断的危机。

另一个打击来自地下组织圈子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战前移居荷兰、后来又被送往波兰的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倒台后不应获准返回。安妮认为，这种主张背叛了庇护原则，也背叛了那场以自由、真理和正义为名义的战争。她对荷兰的依恋依然充满未解之处，却真实存在——她说自己爱这个国家，曾希望它能成为自己的祖国，因为她已失去了原来的祖国，现在仍然希望如此。因此，占领使她既流离失所又心有所属；她不愿让这个国家对她的排斥，抹去自己曾希望在那里建立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