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后和平

情人

越南战后和平既被呈现为一种政治现实,也被呈现为一种艰难的历史遗产。1997年春节时节,在胡志明市,叙述者将越南描述为摆脱了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和柬埔寨人的国家,并将它过去与无休止战争的联系同和平所带来的宽慰氛围进行对照。然而,这种和平并没有抹去塑造叙述者人生、情人的家庭以及这个国家文化记忆的殖民与战时历史。

一个从战争中解脱的国家

越南的和平首先通过普通公众的感受得到呈现——叙述者在胡志明市各处遇到欣喜的笑容和如释重负的声音。这个环境并不只是背景,而是一片经过改变的政治景观;在这里,一个曾由接连不断的入侵与战争所定义的国家,能够被体验为自由的国家。叙述者与一名来自河内的女人相遇,使这种转变变得亲密。女人亲吻叙述者,用中文说爱她,并在一部小说的扉页上用中文写下同样的话。共同的这句话几乎构成她们全部的共同语言,但它把两个国家的历史曾使其陷入冲突的人联结在了一起。

这一姿态也暴露出民族解放并不完整的简单性。女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九个孩子,而叙述者则在两个曾与越南作战的国家中带有美国血统。因此,和平呈现为暴力之后接触得以发生的状态,而不是超越暴力的干净开端。这次相遇使曾经分裂的双方之间产生温柔,而被记住的战争仍存在于相遇者的身体、语言和人生经历之中。

和平与殖民过去

叙述者对这个故事的阅读,将越南和平的现在同少女与华人男子初次相遇时所处的殖民世界联系起来。他们的关系产生于一个由种族等级、迁徙和帝国权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少女的上一代来自法国,而华人男子的家庭已被迫离开中国数代;两人都不完全属于自己居住的地方。因此,他们的亲密关系受到殖民秩序的塑造——这种秩序将白人与华人的生活分隔开来,同时又使他们在殖民地日常相互接近。

湄公河上的渡船成为历史世界之间的阈限。十五岁半的少女从沙沥前往西贡和寄宿学校,坐在司机附近、为白人乘客保留的区域。在渡河途中,华人男子看见她戴着男人的平檐软呢帽、穿着金色鞋子;由于种族差异,他显得明显紧张,却仍走近她。这次相遇开启了一段关系,而这段关系所承担的风险,同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时期的社会规则不可分割。它的记忆之所以留存,恰恰是因为那一影像从未被拍下——缺失的照片成为一种想象中的绝对,成为历史未能记录的事件的私人档案。

战争在私人生活中的延续

即使战争已经结束,叙事中的私人历史仍由战争的后果所组织。叙述者回忆母亲购买堤坝旁土地的失败、她在殖民空间中的反复迁徙,以及全家最终返回法国。母亲的绝望深深嵌入殖民生活的物质不确定性之中。在河内那所房子的庭院里拍摄的一张照片保存了孩子们和母亲,却没有保存景观本身;这个家庭暂居过的房屋、河流、花园和机构房间大多没有留下影像。照片被用来衡量孩子们的成长,而这个家庭经过的地方则没有图像。

母亲的故事还承载着一种作为预知与扰乱形式的死亡。在金边,父亲因健康原因被送回法国后,母亲与孩子们留在一所俯瞰湄公河的房子里。她害怕周围的土地和黑暗,孩子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她相信,在电报抵达之前,自己就已从夜间受惊的鸟鸣中知道父亲的死;数日后,她又看见自己已死的父亲站在屋里。这些片段属于家庭记忆而非公共历史,但它们显示出,战争、疾病、流离失所与死亡在政治冲突停止之后,仍持续支配着意识。

分离、归返与历史记忆

离开越南使和平进一步显现出矛盾性。情人驾驶他的黑色豪华轿车送少女去寄宿学校,在入口前停下,以免被人看见。后来,当她乘船离开时,船只悠长的汽笛声以及船影在河面上缓慢消失,使分离变成一场共同观看的景象。少女哭泣,却不让家人看见,因为他是华人,而社会环境告诉她,这样的情人不应值得她悲伤。这次离开是个人的,但附着其上的羞耻却具有历史和种族性质。

离开法属印度支那的航行并没有带来情感上的终结。在横渡印度洋期间,叙述者回忆起一名十七岁乘客的自杀;他是沙沥地区长官的儿子。他的船舱里什么也没有找到,也没有留下告别信;搜寻被放弃后,船在黎明时重新启程。空旷的海面和停止寻找的决定,使这件事成为历史性失落的缩影——一个人消失在帝国的广大航线上,而航行仍在缺席面前继续。

多年以后,在战争结束、经历婚姻、子女、离婚和书籍之后,旧情人在巴黎打电话给叙述者。他认出她的声音,说自己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他仍然紧张,就像初次接近她时那样;他颤抖的声音使中国的声音重新回到她的听觉中。他知道她已经开始写书,也通过她的母亲听说了她的家庭。他告诉她,他仍然爱她,并将爱她直到死亡。这通电话没有解除他们的分离,也没有解除塑造这段关系的殖民禁令,但它表明,和平能够重新开启一段曾被历史迫使沉默的情感联结。

和平作为未完成的状态

文本拒绝把越南战后和平视为最终解决。越南获得自由,不再处于战争之中,但它的自由被占领记忆、殖民等级、家庭贫困、种族禁忌与死亡所包围。叙述者那张被毁坏、被彻底耗损的年长面孔,成为另一处历史表面——时间改变了身体,却也保存了使过去仍能被辨认的形式。

和平的现在使战争曾经不可能的相遇得以发生。叙述者可以在胡志明市会见作家和诗人,听闻士兵如何把诗带进战场,并跨越一座狭窄的语言桥梁交换爱的宣言。与此同时,叙述者坚持认为,理解不会通过单一的民族故事抵达。越南的和平包含许多地方性的记忆——失去孩子的女人、被殖民流离失所标记的家庭、与少女分离的情人,以及那名始终没有得到解释便消失的十七岁乘客。因此,和平并不是抹去历史,而是历史终于能够以许多声音被听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