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皮斯与奥斯瓦尔多·古铁雷斯的矛盾友谊
罗伯特·皮斯短暂而悲惨的一生罗布·皮斯与奥斯瓦尔多·古铁雷斯的友谊,是书中连接罗布成就与险境的最清晰桥梁之一。奥斯瓦尔多与罗布足够亲近,既能看见他的聪慧、慷慨与温柔,也能看出自尊、对纽瓦克的忠诚以及保持“大人物”身份的需要,如何把他重新吸引回危险之中。他们的纽带经受住了争吵与长时间的疏远,却始终无法摆脱其核心矛盾——奥斯瓦尔多希望罗布选择一种更安全、更协调的生活,而罗布则把这种劝告视为对自己身份的威胁——那种身份是在纽瓦克、耶鲁大学、家庭责任与友谊之间建立起来的。
横跨两个世界的友谊
奥斯瓦尔多之所以对罗布的故事重要,部分原因在于他能够在构成罗布生活分裂的同一批社会世界之间穿行。他与耶鲁大学以及通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医学道路都有联系,同时也理解街头和罗布仍在帮助的那些人。叙述者后来认为,奥斯瓦尔多带他走访了纽瓦克与耶鲁大学的实体和情感地标,帮助他在这些地方之间搭起桥梁,并理解同时生活于二者之间所承受的、很大程度上不可见的负担。
这座桥梁也界定了奥斯瓦尔多与罗布的关系。他能够承认罗布取得的成就,却不接受成就已经化解其下方压力的观念。罗布的教育、科学知识与社会流动,并没有抹去他对来自奥克代尔、圣迦密、圣本笃预备学校、橄榄球比赛以及东奥兰治门廊的朋友们所负的责任。奥斯瓦尔多看出,罗布的牵挂并不是童年留下的装饰性记忆,而是积极的承诺,塑造着他要去哪里、帮助谁,以及认为什么风险可以接受。
共享的亲密与未共享的愤怒
在耶鲁大学,奥斯瓦尔多是罗布会向其袒露愤怒的朋友之一;这种愤怒通常隐藏在他的咧嘴笑、大笑和大麻使用背后。餐厅里与富裕的赛艇队学生发生的冲突体现了这一模式。那些学生留下餐盘和肮脏的桌子让罗布清理;罗布想象着在校外找到他们,并通过“撞脸路缘惩罚”来惩罚他们。可是,他最终只是击打洗碗间的墙,导致三根指关节受伤,后来又以一种奥斯瓦尔多受保护的耶鲁视角无法完全承受的强烈程度讲述了这件事。
这段友谊反复呈现出这种形式。罗布展示自己世界的一个片段,而奥斯瓦尔多则看见罗布要么否认、要么视为自身责任的后果。叙述者无法把餐厅里的轻率冒犯与罗布深重的愤怒联系起来,这成为罗布耶鲁友谊节奏的一部分;而奥斯瓦尔多在这一节奏中处于要求更高的位置——他明白,那种愤怒不只是个人恼怒,也是更大历史的一部分,涉及阶级蔑视、种族不平等、社区暴力,以及这样一种信念——享有特权的人可以逃避责任。
罗布对斯基特·道格拉斯案件的讲述加深了奥斯瓦尔多的担忧。在他的伊利胡自传演讲中,罗布把父亲描绘成一个旨在压制普通黑人男性的制度的受害者,主张杀人武器是从斯基特·道格拉斯的公寓中被盗、被用来杀害查琳·摩尔与埃斯特拉·摩尔,随后又被放回原处,之后警方将其取走并栽赃给他。奥斯瓦尔多明白,罗布并不只是在提出法律论点。他是在为父亲抵御一段至今仍组织着自身身份的过去。这种辩护在思想上颇为复杂,在情感上却十分危险,因为罗布似乎无法把斯基特·道格拉斯放置在谋杀案发生当日的清晨,也因此无法彻底把自己安置在当下。
劝告、救助与抗拒
奥斯瓦尔多反复试图把罗布引向传统的职业未来。他自身的进步使另一种选择变得具体——在指导下,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并开始接受精神病学研究生训练。他敦促罗布追随自己的脚步,但罗布抗拒这样一种观念——追随他人的道路,能够与保持自我相容。奥斯瓦尔多逐渐把这种抗拒视为罗布根深蒂固、由街头生活塑造的防御机制;当自己的劝告继续失败时,他便有意开始抽身。
2006年,两人驾车带着罗布后备箱里大约五磅大麻前往波士顿时,这种冲突尤其鲜明。奥斯瓦尔多设想如果警察拦下他们会发生什么,并告诉罗布,他想以两种互不相容的方式取得成功——经商和贩毒。依奥斯瓦尔多判断,罗布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奥斯瓦尔多认为,罗布太在乎他人,不可能以那个世界所要求的冷酷方式成为真正成功的毒贩;他理解人们的故事、家庭与需要,却缺少那种可以摧毁任何反抗者的毒枭式冷酷。
这种洞察既具有保护性,也带有悲剧性。罗布的同情心使他对朋友和亲属慷慨,但也使非法交易显得像一种照料手段,而不只是单纯牟利。当罗布把同学介绍给塔瓦鲁斯购买大麻时,塔瓦鲁斯给了他二十美元回扣;罗布在商店里更改了账单,并像往常那样把一半钱留给杰姬·皮斯。后来,在规模更大的毒品交易中,钱被用于补缴格林伍德大道房屋的抵押贷款、供养杰姬·皮斯、修缮查普曼街的房屋、偿还弗朗西丝·皮斯的医疗债务,以及帮助朋友支付房租、购车和购买大麻。奥斯瓦尔多看得见这种慷慨,但他也看见,慷慨使罗布继续与危险的经济体系紧紧相连。
2003年8月,一名供应商在谈判失败后向罗布拔出左轮手枪,奥斯瓦尔多的担忧变得切身而具体。罗布曾威胁要退出,供应商却用枪指着他,随后又要求额外支付几百美元。罗布付了钱,不久便开始在圣本笃男子预备学校任教,暂时离开毒品交易。对奥斯瓦尔多而言,这件事表明,当武器指向罗布时,他的科学训练、耶鲁成就和思想自信都变得无关紧要。他的意识收缩到左轮手枪的枪口上;这提醒人们,罗布认为可以控制的危险,能够瞬间削弱他所拥有的其他一切身份。
成为“大人物”的代价
奥斯瓦尔多明白,罗布对朋友的忠诚也是一种自我定义。罗布努力在那些毕业后生活道路已经分化的人中间保持“大人物”的地位——有些人拥有稳定工作,有些人生活不稳定,而塔瓦鲁斯曾因持有毒品并意图分销而被捕。罗布拿钱支付房租和孩子的衣物,在朋友的汽车抛锚时开车接送他们,也会接听需要陪伴的电话。当罗布在梅里特公园大道上爆胎时,弗洛伊单程驾车一小时,带来备用轮胎并帮忙使用千斤顶。当格林伍德大道的租户不交房租时,德鲁用恐吓手段催收。
奥斯瓦尔多以亲近与警惕交织的心情看待这个网络。对他来说,罗布本应在图书馆学习或建立医学事业,而不该维持那些一次次把他拉回社区的关系。对罗布而言,抛弃那些人就意味着抛弃自己身上那个没有被教育取代的部分。因此,他们的分歧并不只是职业选择问题,而是社会流动是否要求一个人与自己的出身保持距离,以及拒绝这种距离究竟意味着正直还是自我毁灭。
同样的张力也塑造了罗布的房地产抱负。斯基特·道格拉斯死后,罗布制定了和平房地产公司计划,翻修格林伍德大道的房产,并通过与杰姬·皮斯住在查普曼街、同时出租全部三个单元,每月赚取约一千美元。他把房地产想象成一种合法的供给形式,为人们提供住所、暖气、安全与家庭稳定。然而,推动他制定这一计划的压力,也维持着他重返毒品交易的倾向。奥斯瓦尔多能够认出罗布的创业智慧,同时担心非法生意会吞噬罗布不断声称自己想要的合法未来。
距离、债务与哀痛
到罗布生命的最后几年,奥斯瓦尔多介入的尝试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少见。即使罗布去马萨诸塞州剑桥拜访他,奥斯瓦尔多务实的建议也可能激起愤怒。他希望斯基特·道格拉斯还活着,这样自己就能给狱中的他写信,解释罗布的处境,并利用父子纽带作为改变的通道。奥斯瓦尔多相信,世上很少有力量能比罗布的父亲更有力地影响他,但斯基特的死恰恰带走了奥斯瓦尔多设想中可能触及罗布的中间人。
大约在同一时期,内森在南奥兰治的煤气灯啤酒厂问罗布,他打算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罗布回答说,他上过耶鲁大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内森提醒他,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这段对话概括了奥斯瓦尔多多年来一直指出的问题。罗布拥有一段成就斐然的经历,但成就本身无法回答他如今在做什么,也无法调和他的职业可能性与毒品交易带来的风险。
奥斯瓦尔多自身的经济牵连,使这段友谊更加痛苦。罗布去世时欠他四千美元,而这笔债务间接把奥斯瓦尔多与导致谋杀的情势联系起来。在罗布的葬礼聚会上,奥斯瓦尔多神情清醒而阴郁,其他人却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哀痛包含对罗布拒绝听从劝告的愤怒、对自己助长这种拒绝的愤怒,以及一种认识——他无法合理地把责任归咎于自己,因为罗布很可能会通过另一条途径作出同样的选择。他长期用于评价朋友的判断,后来如同反复出现的副歌一般回到他心中——罗布聪明非凡,却也能够作出愚蠢至极的选择。
罗布死后,奥斯瓦尔多与他的关系只能通过记忆与解释延续。叙述者的记述使奥斯瓦尔多成为理解纽瓦克与耶鲁大学的关键向导,并不是因为他解决了罗布生命中的矛盾,而是因为他曾足够贴近那些彼此竞争的要求,能够将它们说出来。他们的友谊始终充满爱,却没有变成救赎。奥斯瓦尔多可以警告罗布、陪伴他、为他提供理解自身选择的框架,并哀悼他;但他无法让罗布放弃那些责任、自尊与危险——罗布正是通过它们学会把自己认作自己。
叙事意义
这段友谊为全书中罗布分裂的生活提供了亲密的衡量尺度。奥斯瓦尔多既不是置身事外的评判者,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助推者。他看见罗布的慷慨与鲁莽属于同一种道德经济——罗布用毒品交易所得的钱支持家庭、朋友、房产与医疗照护,而同样的责任又帮助他为最终围绕自身的风险辩护。奥斯瓦尔多的挫败来自这样的认识——这些动机是真实的,但他不相信它们因此就能使后果变得可以接受。
这段关系也拒绝对罗布之死作出简单解释。奥斯瓦尔多的警告没有奏效,但这种失败并不证明罗布缺少爱或指导。相反,这段友谊揭示了个人干预的局限——当教育、社区忠诚、种族化的愤怒、经济压力与继承而来的创伤汇聚在一起时,单个人的介入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罗布死后,柯蒂斯寻求暴力报复,而塔瓦鲁斯劝他停止,因为暴力无法解决暴力。奥斯瓦尔多的哀痛属于同一种更大的认识——最接近罗布的人都与他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但他们的影响无法涵盖塑造他生存与死亡的那些选择。
因此,罗布·皮斯与奥斯瓦尔多·古铁雷斯的友谊,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见证关系,同时也是陪伴关系。奥斯瓦尔多看见了学者、供养者、朋友、毒贩,以及那个背负父亲未解决案件的人。他不断要求罗布选择一种不必为了所有人而危及自身的未来。罗布则通过行动而非解决来回应,维系着使自己感到有责任的关系网络,也回到这个网络帮助他资助的那些危险之中。这段友谊的悲剧不在于缺少关怀,而在于关怀无法战胜罗布所体验为自身不可分割部分的那些身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