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无误论

都柏林人

在一场卧室谈话中,教宗无误论被呈现为一项关于教宗犯错限度及宗座权威宣告之权威性的教义。马丁·坎宁安的解释从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展开——那些道德上有污点的教宗该如何看待?随后,他讲述了一段异议与服从的戏剧性故事——依照他的说法,这项教义并非声称每一位教宗都值得敬仰,而是说,没有教宗在以教会最高权威发言时教过错误教义。这一场景的感染力不仅来自教义本身,也来自讲述的方式;这番话使听众聚在一起,共同感受庄严的信念。

谈话中的教义

谈话始于汤姆·克南心绪不宁,试图回忆新教神学中那些难以理解的要点,于是问坎宁安,早先是否有些教宗“不怎么样”。他的迟疑与迂回,使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正式质疑,不如说是在试图调和个别宗教领袖的缺失与教会的主张。坎宁安承认确实有些教宗“坏得很”,接着将他们的个人品行与教义讲授区分开来——他说,即便是最糟糕的醉汉,或最“彻头彻尾的恶棍”,也从未以宗座权威正式宣讲错误教义。

福加蒂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段交谈的教义核心——教宗以宗座权威正式发言时,便具有无误性。因此,这项主张是以一种特定含义提出的。它涉及权威性的教导,而非宣称教宗个人没有罪过或弱点。克南说自己年轻时记得这项教义,不过回忆逐渐变得含混。这段谈话保留了这种参差感——天主教教义是在平信徒之间被回忆和解释,而不是以正式神学课程的形式讲授。

坎宁安讲述的抗争故事

有人问教宗无误论是如何成为信理的,坎宁安便把这项教义讲成一个历史场景。他描述了一场由枢机、总主教和主教组成的神圣集会;据他所述,除两人外,其余人都支持这项教义。其中一位反对者被说成是一名德国枢机,但坎宁安记不清他的名字;鲍尔拿这份不确定打趣,福加蒂则怀疑坎宁安认定的另一位异议者是否正确。坎宁安坚持说,第二位反对者就是约翰·麦克黑尔,也称图阿姆的约翰。

故事在关键时刻抵达高潮——教宗起身,以宗座权威正式宣布教宗无误论为教会信理。坎宁安描绘了曾反对这项提案的麦克黑尔立即站起,高喊“我信!”在故事中,这项宣布改变了事情的性质——教宗宣告一出,抗拒便转为服从。坎宁安说,麦克黑尔的回应证明了他的信仰;随后,他将麦克黑尔与那位拒不服从、离开教会的德国枢机作对比。在这一讲述中,这项教义被戏剧化呈现,不仅是一条关于权威性发言的规则,也是在权威发言作出之后对服从的考验。

权威作为言说与表演

这一段故事赋予教义一种施为性的形态。在坎宁安的讲述中,教宗的话语并非只是描述一种既存信仰——教宗以宗座权威作出的宣告,将教宗无误论确立为信理。随后,麦克黑尔的“我信!”以表示认同的行动回应了这一权威性言说。整个过程安排得鲜明紧凑——争论、教宗宣告、立即服从——其情感上的明晰程度,远胜于谈话中关于异议者身份那些不确定的细节。

说服的方式同样值得注意。坎宁安的故事依靠鲜明对比,讲述几乎一致的集会、两名反对者,以及他们抗争后各自不同的结局。他描绘麦克黑尔与“恶犬和魔鬼”搏斗的形象,为这场争论注入了斗争的张力;而信仰的呼喊则为故事带来结局。听众听到的并非一份置身事外的叙述;他们通过声音、动作和叙事悬念,被引向这项教义。

听众与场景的效果

坎宁安讲述两位异议者时竖起两根粗手指,随后喝了一口酒,继续讲下去。其他人也跟着他做。此前,威士忌倒入杯中的情景为谈话带来叙述中所谓的愉快插曲;此刻,酒与谈话并置,将日常交际与教会权威的话题联系起来。这一细节并未消解话题的严肃性。相反,场景表明,宗教信仰既通过正式教义得以维系,也借助聚会中熟悉的交往节奏得到维系。

坎宁安讲述产生的效果得到了明确呈现——他的话语在听众心中构筑出教会的宏大图景;他说出信仰与服从的字眼时,那低沉而粗犷的嗓音令他们心潮激荡。克南太太进来时,双手还在擦干,看到的是一群神情庄严的人。她没有打断沉默,只是俯身靠在床脚的栏杆上。接着,克南说自己曾见过约翰·麦克黑尔,永远不会忘记,这使谈话从坎宁安叙述的历史冲突,转向克南本人对故事核心人物的亲身回忆。

意义

教宗无误论将权威、记忆与讲故事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坎宁安把人们所说的个别教宗的道德缺失,与较为狭义的主张区分开来——以宗座权威正式作出的教义宣讲不会出现教义错误。然而,这一场景通过一个故事让这种区别鲜活起来——争论在宣告之际结束,而信仰则表现为立即服从。

与此同时,这段谈话也显露出教义与这些人对其历史细节的掌握程度之间的距离。德国枢机的名字记得含混不定,第二位反对者的身份也遭到质疑,之后坎宁安才再次坚持自己的说法。这种不确定并未削弱故事的效果——场景的核心是那声令人难忘的“我信!”以及它在听众中激起的庄严静默。克南太太进来时,这项教义已不仅是一种讨论中的观念,也成为众人共同表达敬意的一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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