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太后

苏丹太后是苏丹的母亲，也是康斯坦丝故事开篇灾难中的主要对手。当她的儿子打算放弃旧宗教的祭祀，并与康斯坦丝缔结基督教婚姻时，她并不把这一决定视为私人皈依，而是视为对她预期加以控制的宗教与政治秩序的威胁。她的回应是一套先假意皈依、随后发动大屠杀的计谋——她把仪式、款待和集体忠诚用作背叛的工具，而只有康斯坦丝幸存。因此，她的作用之所以具有决定性，并不是因为她始终出现在整个叙事中，而是因为她的暴力造成了康斯坦丝的放逐与苦难，使康斯坦丝的圣洁得到考验并显现出来。

身份与政治地位

苏丹太后以苏丹母亲的身份登场；叙述者把她描述为“罪恶的恶习之井”。这一措辞将她置于一幅强烈道德化的肖像之中——她不只是政治对手或悲痛的家长，而是一个集中的腐败形象；她的家族地位使她能够接触国家最脆弱的要害。她的影响力依赖于她与苏丹的亲近，也依赖于她把王国中的要人召集到共同目标周围的能力。

她的动机与苏丹打算放弃旧宗教的祭祀有关。她看出苏丹意欲抛弃那些宗教实践，并把拟议中的婚姻理解为这一转变的一部分。因此，冲突把家族权威、宗教归属和政治继承联系在一起。苏丹太后不在公开辩论中挑战康斯坦丝；相反，她把宫廷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反对康斯坦丝的私人工具。

假意皈依

苏丹太后召集王国的人民，以领主的身份向他们讲话，并把苏丹拟议中的改变说成是对《古兰经》所载律法的危险。她的演说围绕隐瞒而非说服展开。她提议，首先应假装皈依基督教，把这件事当作轻微之事加以忍受，同时以和解的表象安排宴席与狂欢。

这一计划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借用了和平的外在形式。皈依仪式和公共宴席通常会标志着一种新的宗教与婚姻秩序的开启；在苏丹太后的操控下，同样的形式却变成了陷阱。因此，她的策略取决于可见仪式与隐藏意图之间的差距。她提供接受的表象，却准备实施一项将抹去围绕苏丹新道路而聚集的政治共同体的行动。

叙述者强调了聚集者的壮丽与组织者隐藏目的之间的反差。聚会具有王室的辉煌，然而苏丹太后却被比作蝎子或邪恶的鬼魂，在奉承的举止之下谋划致命的刺击。这一形象使延迟性的暴力成为她的典型行动——她直到受害者进入触手可及的范围、信任使抵抗变得困难之后，才显露敌意。

大屠杀与康斯坦丝的幸存

在宴席上，苏丹太后和她的同党实施了预定的屠杀。宾客们在餐桌旁遭到刺杀并被砍成碎片，所有人都死去，只有康斯坦丝除外。场所具有重要意义——通常与团结和共同丰盛联系在一起的餐桌，变成了协同谋杀的现场。宴席的社交亲密性加深了背叛，因为受害者是在庆祝的承诺下聚集时被毁灭的。

苏丹太后的目标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杀戮性的。大屠杀之后，她意图统治整个国家。因此，这些死亡被呈现为清除可能支持苏丹皈依与婚姻的人民及结构的企图。她的暴力试图把母权转化为主权控制，以她自己的统治取代苏丹所选择的宗教与王朝未来。

康斯坦丝在屠杀中的例外地位赋予这一事件以天意性和叙事力量。她不只是众多幸存者中的一人——她孤独的获救使她与被杀的宫廷分离，并将她送入漂泊的新阶段。她在胸前画十字，并向基督的十字架祈祷，以基督教虔敬的可见行动回应政治背叛。苏丹太后的暴力造成了康斯坦丝海上放逐的直接条件，但也提供了第一个重大对比——破坏性的人类意志与叙事反复归因于康斯坦丝幸存的神圣保护之间的对比。

对康斯坦丝故事的对立

苏丹太后是康斯坦丝耐心忍受模式的反面对应者。康斯坦丝一再被驱逐、受审判，并暴露于超出自身控制的力量之下，然而叙事呈现出她仍然保持信仰与道德恒常。相比之下，苏丹太后通过隐瞒、操纵和强力行事。她的权威是主动的，却在伦理上颠倒——她能够召集集会并命令集体行动，却利用这些权力进行毁灭，而不是维护共同秩序。

这种对比也通过宗教身份发挥作用。康斯坦丝的基督教信仰通过十字架、祈祷、婚姻，以及后来涉及赫门吉尔德和阿拉国王的皈依场景来表现。苏丹太后的宗教反对则通过她维护旧祭祀，以及欺骗性地表演皈依来呈现。因此，叙事在结构上把真诚与伪装置于对立之中。康斯坦丝的外在举止显露内在信仰，而苏丹太后的外在举止隐藏杀人的意图。

苏丹太后的行动也预先形成了康斯坦丝一生中后来反复出现的指控与审判模式。大屠杀之后，康斯坦丝继续遭遇这样的社会——公共权威能够被敌意和虚假表象扭曲。她后来的苦难包括被指控和受审，但宴席建立了这种危险最极端的版本——整个宫廷在真相尚未被听见之前，就被变成了杀戮之地。因此，苏丹太后成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冲突的起源形象；这一冲突发生在无辜名誉与敌意政治解释之间。

叙事作用与评价

苏丹太后出现在一个集中的篇章中，但她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延伸至康斯坦丝后来经历的全部过程。她的阴谋融合了政治复仇、受阻的皈依、迫害和放逐。她试图通过毁灭承载婚姻与宗教转变的人们来阻止二者；然而，她的行动反而把康斯坦丝送入一连串事件，使基督教传入新的共同体，并最终使康斯坦丝走向罗马。

她的刻画有意极为严厉，而非在心理上充分展开。叙述者通过恶习、年老、背叛以及带刺蝎子的形象来界定她。这种道德上的压缩，使她不像一个圆满立体的家庭人物，而更像腐化权力的化身，尤其是通过亲属关系与仪式行使的权力。然而，她反对行动的家族基础仍然重要——她不是外来的入侵者，而是苏丹的母亲；她在统治家庭中的亲密位置，使她获得了背叛这个家庭公共未来的手段。

苏丹太后的结局没有被叙述为一场独立的个人皈依、忏悔或惩罚。她所造成的决定性后果，是她试图保存的秩序崩溃，以及康斯坦丝被迫走上放逐之路。康斯坦丝在宴席中幸存下来，把苏丹太后企图抹除她的行动转化为更大天意叙事的开端。苏丹太后通过大屠杀赢得了眼前的场景，但故事把这一场景的持久意义赋予幸存者，而不是施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