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手杀害自己的母亲

凶手趁母亲患病时杀害了她，随后把她的死视为一个自己不愿处理的局面的终结。这段经历将他童年时遭受的暴力与他后来的罪行联系起来，却没有把过去当作借口——他承认母亲和自己一样是受害者，却仍然杀了她，并很快转而把女性囚禁在笼中。

家庭经历与决定

年少时，凶手与一位暴戾的父亲共同生活；父亲的虐待伤害了他和他的母亲。他记得暴力开始时自己会躲起来，有时逃到另一个房间，否则便躲在家具下面。他的回忆也保留了母亲未能保护他的事实。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后来作出的痛苦比较——他视为怪物的父亲得以平静地死去，而他认定与自己一样是受害者的母亲却遭到杀害。

凶手把自己的决定说成是对母亲患病、需要照料的回应。他称母亲需要的照顾超出了自己愿意付出的程度，并将结束她的生命描述为对所有人都最好的选择。这是他为自己辩解，并不能证明母亲同意，也不能证明杀害她是必要的。他回忆说母亲没有怎么挣扎，但这并不改变叙述明确将她的死称为谋杀这一事实。

手段与掩饰

凶手回忆说，他用袋子杀害了母亲；后来，他也偏好用这种方法对付受害者。他将这种方法与自己用来杀害菲利西蒂·万利斯的另一种方法相比较，称后者很麻烦。这种比较将他母亲遭杀害一事置于他此后逐渐形成的暴力模式之中，也表明他把杀人视为一种需要改进的程序，而非自己不会逾越的界限。

她的死没有引起任何审查。凶手称，由于母亲病得很重，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而且她的死亡早在人们意料之中。这个看似寻常的解释让他得以继续行事，没有调查打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事后发展与叙事意义

母亲死后不久，凶手订购了一只大型狗笼，将它安装在阁楼里，并开始了他所称的新爱好。这一事件标志着决定性的转变——家庭内部的暴力先于对女性有组织的囚禁，而笼子成为这一持续模式的工具。

这段经历也让凶手对自己的讲述变得更为复杂。他记得父亲对他造成的伤害，也承认母亲是受害者，但这种认识并未促使他保护她。相反，他将杀人重新说成是照料和必要之举。他宣称的理由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落差，揭示了他如何把暴力转化为一套私下的控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