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圣徒

“科技圣徒”是莱斯特想象中即将到来的精神时代的推动者——他们运用技术、通信以及广泛分配的商品与服务，减少贫困和社会分化。在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谈话中，莱斯特将现代性重新描绘为宗教的助力，而非敌人；它仍是年轻的工具，慈善与宗教目的或许能借此呈现新的形式。这个构想既是一种社会愿景，也揭示了莱斯特试图将自己想象成圣人的心态；最终，这种乐观与他意识到自己关于圣德的幻想无法成立形成张力。

新时代的主张

莱斯特提出这一构想，是为了回应他所认为的一种习惯——总把每一项新发展视为高潮或末日征兆。他指出，自基督升天以来，人们始终执着于末日论；他敦促人们换一种期待，认为人类正处于伟大时代的开端，昔日的敌人或许能够转变，而不只是被击败。他说，现代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哲学与实践层面都还处于萌芽阶段，其圣礼般的可能性也才刚刚显现。

他的论证建立在区分变革的失败与潜力之上。他承认技术发展伴随着失误，但称电子革命已经改变了工业生活，其程度超出二十世纪的预测。照他的说法，世界仍处于诞生之痛中；正确的回应不是退却，而是参与、劳作和试验。

技术作为社会与精神实践

莱斯特指出，发达国家日常生活中的舒适，可以为新的精神追求创造条件。在他看来，物质丰裕不一定与慈善相冲突；人们能够稳定获得所需之物，或许会促成匮乏无法带来的慷慨与抱负。这个主张将他的进步愿景与他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看法联系起来——他认为教宗的自我克制与灵性受到其人生经历的塑造，而那段人生充满匮乏与历史艰辛；他不禁思索，这种经历是否使人难以看见丰裕所能孕育的慈善。

莱斯特设想的科技圣徒将从事具体工作。他想象广泛分配的商品与服务能够缓解贫困，通信技术则能跨越隔阂连接人们。他预言，互联网咖啡馆会遍布亚洲的贫民窟，有线电视会为阿拉伯世界带来新的节目，朝鲜最终也会接入其中。他还预见，计算机知识将帮助欧洲和美洲的少数群体更充分地融入社会。在他的论证中，这些例子表明，技术可以成为获取资源、交流和参与社会的途径，而不只是世俗生活中的便利工具。

他将同一逻辑延伸至医学与公共安全。莱斯特预言，医学科学将找到廉价无害的可卡因与海洛因替代品，从而消除邪恶的毒品交易；暴力将让位于更有深度的辩论与知识交流。他认为，有效的恐怖主义会恰恰因为罕见而引人注目，随后将彻底消失。这些都是预测，并非叙事已经证实的事件；它们的宏大规模凸显了他的构想所具有的乌托邦色彩。

信仰、世俗生活与人的改变

莱斯特的论证也挑战了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界限。他声称政治无神论已经失败，并指出，即使美国那些表面上世俗的权力掮客也表现出很高的道德期待——公共丑闻会激起公愤，因为人们期待行为合乎道德。因此，他质疑社会中是否真有任何一大部分人缺乏深刻的利他信念。在他的论述中，犹太教—基督教原则已经融入世俗的西方生活，既影响华尔街等金融机构，也影响日常礼貌。

这种主张将现代性重新界定为宗教价值的继承者，即使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也是如此。科技圣徒是可能将这种潜在的道德传承付诸行动的人物，把技术能力与对人类需求的关切结合起来。莱斯特没有主张回归旧式传教方式；他想象的是通信、医学与物质资源所促成的新型服务。

莱斯特也把性与生育纳入这场转变。他提到女性走出家庭工作、同性伴侣彼此相爱等社会变化，随后将科学认知与生育控制联系起来，指出这些力量在以往世纪并不存在。他呼吁人们尊重精子与卵子、性别和吸引力的奥秘，并主张可以以奉上帝之名接纳科学知识。教宗聆听并微笑，但这一场景并未证明他接受了莱斯特论点的每一部分。

圣徒形象及其局限

这一说法之所以有分量，源于莱斯特提出主张的情境——他想象自己以圣人莱斯特的身份出现在教宗面前，奉上帝之召唤去完成伟大圣徒应尽的工作。他在这一想象中的宗教使命框架内，提出有关技术与社会进步的构想。因此，他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相遇不仅是关于现代性的辩论，也关乎莱斯特渴望获得正式承认，并在世界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叙事最终揭示了这一角色与莱斯特真实处境之间的距离。离开想象中的教宗会面后，他想象自己独自留在西斯廷礼拜堂，渴望成为神父并祝圣圣体。接着，幻想消散了——他承认自己从未被册封为圣人，也没有能够拯救世界免受毒品危害的医学配方。他并不在礼拜堂，而是身处遥远之地；他意识到自己是靠血生存、并认为自己在仪式上不洁的吸血鬼。这一反转并未直接驳斥他的社会预测，却动摇了他提出这些预测时所依凭的权威。科技圣徒仍体现着他的希望——物质与科学的变革能够转化为服务；然而，仅凭渴望，那个想象中的圣人无法让自己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