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审查制度
《1919》《美国》呈现的战时审查,不仅是对通信内容的限制,也是更广泛的检查与官方纪律机制的一部分。其最直接的个人代价落在迪克·萨维奇身上——他批评战争的信件引起了审查员的注意。在乔·威廉斯与英国和美国当局打交道时,战时审查的相关逻辑从通信延伸到证件、身份和行动。合起来看,这些事件表明,即使机构将其行动描述为例行或低调,也能压缩人们解释自身处境的空间。
受到审查的信件
在意大利随救护队服役期间,迪克写信给瑟洛一家,回应希尔达将这场战争视为结束一切战争之战的热情。他驳斥了用来劝说年轻人投入战斗的宗教和政治理由,并将这场冲突描述为政府和政客谋取私利的事业。他还补充说,审查制度使他无法告诉他们一些能够加深他们对自己所见之事理解的内容。因此,这封信既记录了他的反战判断,也记录了其完整表达受到的限制。
迪克到罗马的美国红十字会办公室时,事情的后果显露出来。一位少校解释说,审查员反对某些信件的语气,并将此事视为失当。迪克请求解释自己的立场,强调尽管不相信这场战争,他仍愿意从事有益的工作;少校却一再宣称事件已经了结,以此回绝他的请求。这番交谈令迪克困惑而恼怒。对方提出送他去巴黎,为他提供了继续追究此事的可能途径,但在罗马,他试图让机构理解自己的信念,最终却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检查与法律权力
乔·威廉斯在利物浦遭拘押,展现了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战时管控形式。一名警察在他来得及告别或领取薪水之前,就把他带离船只;官员检查了他雪茄盒中的物品,并盘问他的身份。审讯期间,检查员援引《国土防卫法》,警告他说,是否配合会影响当局对其案件的重视程度。这一场景涉及的是怀疑和拘押,而非直接的审查命令,但它明确表明,对个人的审查处于战时法律权力之下。
小说还将这种对待方式与水手所处的弱势并置——他们的证件和行动都受官方要求约束。后来在纽约市,乔与一群被指控未办理征兵登记的男子一同遭到拘押,尽管他表示自己作为商船水手可获豁免,而且刚刚返国。官员最终在他出示执照后准许他离开,但仍要求他登记。这一事件本身并未被呈现为审查;它揭示了更广泛的行政背景,在其中,身份、证件和是否遵从规定都可能决定一个人能否离去。
解释的限度
迪克与少校的争执,不仅关乎审查员干预他的信件。迪克想解释自己为何能够反对战争却继续服役,官方却把冲突重新界定为一桩应谨慎处理的事情,并宣布结案。个人信念的表达与机构偏好的事件说法由此产生错位。他坚持要求申辩,并未改变官方决定;这一场景也将申辩失败呈现为战时审查经历的一部分。
乔受到审讯时,同样呈现了个人陈述与当局预设之间的对照。他回答了有关自身背景和航海经历的问题,但官员仍将他视为嫌疑人。这些事件并未证明每一次证件检查或每一次拘押都是审查行为。相反,它们表明,对言论的限制存在于一种战时秩序之中;这一秩序还会对人进行分类、检查他们的物品,并可能使个人解释从属于官方程序。
审查与小说的纪实形式
《美国》通过多种材料让读者接触公共历史——《新闻短片拼贴段落》以报纸标题、新闻片段、广告口号和流行歌曲歌词打断叙事,而简短的人物传记则将重要历史人物单独呈现,作为各个年代的标记。这些手法并未证明所展示的材料遭到审查。不过,它们与迪克那封明确受到限制的信件并置,确实将公共片段和私人证词纳入同一纪实设计之中;一个人能够说什么受到限制,也因此成为小说所呈现的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因此,对审查的叙述始终立足于具体行为,而非某一项抽象禁令——审查员反对一封信的语气,官员宣布由此产生的事端已经了结,而一名服役者意识到,审查制度使他无法传达自己认为通信对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与乔·威廉斯遭遇战时审查的经历相对照,这些行为揭示出,机构权力不仅能够控制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能够控制个人陈述得到受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