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与Ponteilles村民

丁戈改变了叙述者与蓬泰耶村民的关系——这只狗把村民的抱怨带到了他的门前，而抱怨逐渐演变为公开愤怒的声讨，使叙述者和他的动物一同成为众矢之的。这场冲突源于动物受害这一真实的不满，但后来不断扩大，村民甚至把疾病、歉收和个人的不幸也归咎于丁戈。叙述者因此退避，揭示出一场关于主人责任的争执如何变成一名孤立外来者与一个试图寻找替罪羊的群体之间的冲突。

围绕丁戈形成的不安关系

爱德华·赫珀特爵士把丁戈作为礼物送给叙述者，称这只动物是罕见而时髦的宠物。赫珀特的信大谈科学分类，坚持认为澳洲野犬既非狗也非狼，并预言它会成为伦敦绅士最喜爱的伴侣。礼物华丽而洋派的包装，与丁戈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实际后果形成对比。村民并不关心赫珀特对分类学或新奇事物的兴趣；他们与这只动物的关系，取决于它对他们的动物和财产造成了什么影响，也取决于他们认为它的出现带来了什么威胁。

另一方面，叙述者试图通过文明与公民身份的观念来理解丁戈。他努力引导这只狗适应更克制的欧洲生活，将法国描绘成一个社会井然有序、法律和谐的国度。他的努力暴露出他对国家生活的理想化描述，与眼前逐渐形成的实际冲突之间存在落差。叙述者抽象地推想丁戈在社会中的位置时，村民却是从具体损失中认识这只狗，并赋予这些经历愈来愈广泛的意义。

人群与要求赔偿

一天下午，叙述者从大门走到村庄广场，发现蓬泰耶一片骚动。他认出人群聚集是为了丁戈；丁戈留在家里陪着米什，因吞下一只鼩鼱而身体不适。丁戈不在场这一点很重要——叙述者独自面对人群，但仅凭他是狗的主人，就足以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伊尔玛·普伊约在聚集的妇女、儿童和狗群中向他发难。她走上前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沾着红醋栗糖浆的铜漏勺，要求归还她的豚鼠。她的指控使争端变得直接而具体——她不只是反对丁戈这只陌生的动物，而是在要求赔偿她声称被丁戈叼走的动物。人群不断聚拢，叙述者难以脱身。一块石头从他的帽子旁飞过，一把干草叉在人群头顶举起。这场对峙没有以达成共识告终，而是以赔钱收场。这项和解平息了当下的冲突，却没有恢复信任，也没有结束更广泛的敌意。

抱怨演变为集体归咎

愤怒并未局限于某一名索赔者，也没有限于那些直接与丁戈有关的损失。来自周边乡村的报告和索赔接连传到叙述者那里，其中夹杂着威胁和提起诉讼的说法。一名告发者把母牛流产归因于被他的狗吓到，坚称这头牛是她唯一的生计来源，每天能产二十升奶。另一人将一头死去的小牛和丢失的鸡蛋归咎于丁戈，强调原本指望这头小牛卖八十法郎，并指出这会如何影响一家人的财务状况。

指控还进一步扩大。村民把作物病害、冰雹造成的损失、暴风、疾病暴发、干草价格下跌以及燃料和糖价上涨都归咎于丁戈。这些说法呈现的是村民的归因，并不能证明每一种不幸都是这只狗造成的。叙述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需要把那些无形且难以控制的麻烦，集中投射到一个遭人憎恶的对象身上。就连牧师也考虑组织游行，驱赶他所说的附在丁戈身上的魔鬼之灵。在村民的叙述中，这只动物既是实际损害的来源，也成了与它显然毫无关联的苦难的解释。

退避与和解的限度

声讨不断累积，叙述者说，他明白了声望一旦转为敌意会带来什么代价。他不再穿过村庄，也不再出现在村民当中。必须前往巴黎时，他便从宅地尽头一处旧门离开；那道门早已废弃，隐蔽在荆棘和幼年金合欢之间。随后，他绕远路前往科尔图瓦兹或蒙比龙搭火车。避开村庄成了日常惯例，也显示出公众的猜疑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还把丁戈关在房间里并用链子拴住，但这些防范并未奏效——丁戈逃了出去，有时一连几天消失在乡间。丁戈不在时，新的叫喊和抱怨仍传到叙述者那里，使狗、主人与村庄苦难之间的联系不断延续。皮埃尔·皮斯科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声音——他拒绝接受所有破坏都是丁戈造成的，并在愤怒的酒客谴责丁戈时为它辩护。但这种异议并未消除集体敌意。叙述者与村民仍因丁戈的出现及其后果而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已经变成互相指责——赔偿可以解决眼前的索求，恐惧与归咎却仍左右着更广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