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权威与分类学讽刺
丁戈小说通过自信解释与可观察行为之间的喜剧性反差，反复动摇科学权威和分类学。对丁戈的分类、叙述者声称发现了一项社会学规律、爱德华·勒格雷尔备受争议的研究，以及一位谈话者否认狂犬病存在，都表明，专业知识的力量可能与其说取决于证据，不如说取决于修辞、声誉和制度地位。
丁戈的分类
丁戈登场时，伴随着爱德华·赫珀特爵士在一封信中所作的一套详尽科学说明。赫珀特将这只动物描述为一份非凡的馈赠，并解释它在自然史中的所谓位置。赫珀特称，这些动物虽然曾经是狗，但如今已不能恰当地称为狗——它们兼具狗、狐狸和狼的特征，应归类为丁戈。为了让这一身份已尘埃落定的自信主张显得权威，信中罗列了从生理学、组织学到古生物学和语言学等一系列学科。
信中还堆叠了学术界的背书。赫珀特援引博物学家格雷、内林、佩尔策恩和哈德威克，并提到帕默斯顿的一次大会，据称会上通过了这一分类。异议被斥为无足轻重，因此，营造共识的表象也成了论证的一部分。不断升级的专业术语与夸张的确定口吻相互映衬，使分类学本身显得滑稽——分类被说成最终的科学判定，叙事却强调声望和修辞表演是多么容易为它增添分量。
赫珀特的说明还把命名变成了一种社交表演。他转述一种说法，称“丁戈”一词既不意味着狗，也不意味着狼；接着又预言，这种动物将在伦敦风行一时，成为绅士身份的标志。那封将分类视为定论的科学信件，同时也在推销丁戈，称它是时髦的宠物。从学术分类转向上流社会的新奇风尚，显露出科学权威与社会区别之间的距离有多近——这只动物所谓的独特性，既是一项自然史主张，也是一种卖点。
观察、奇观与一项自称的发现
叙述者本人的科学夸耀，源于丁戈母亲在船上的一段经历。那只动物杀死牲畜和笼中鸟之后，叙述者不得不向船舶管理方支付四百五十五英镑赔偿金。他没有只把这件事当作代价高昂的损失，后来反而将它视为一项重要观察——他声称自己发现了狗的行为如何催生狩猎记录。为了比较自己所谓的成就，他提到赫伯特·斯宾塞因发现音乐、戏剧、传记和名片的起源而享有盛名；随后，他从纽约向自己的俱乐部发去一封洋洋得意的电报。
这则笑话的关键，在于主张的规模与引发主张的情境之间存在鲜明落差。一场代价高昂、造成混乱的动物事件被转化成学术突破，而叙述者甚至觉得自己支付的金额几乎不足以补偿发现带来的荣耀。他的叙述既未确立科学方法，也未提供独立验证；它所展示的，是一位观察者急于宣称自己创下纪录时，一则轶事如何轻易被重塑为发现。因此，这段喜剧情节与赫珀特的信形成呼应——两者都通过断言式解释，让普通或失控的动物行为披上权威知识的外衣。
实际生活对照抽象观念
对科学权威的怀疑，也体现在丁戈偏好的描写中。叙述者将丁戈刻画为注重实用，而非执着于抽象理想——舒适与美并非彼此分离，对丁戈而言，美物之所以有价值，部分在于它们有用，甚至可以吃。比如，一块波斯地毯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专家认定它属于某个年代，也在于丁戈可以躺在上面，若它愿意，还可以把它吃掉。这并非科学论证，却反复对学术分类形成制衡——专家标签无法穷尽物件或动物在生活经验中所具有的实际用途。
叙述者试图说服丁戈接受一种更精致的欧洲生活理想时，讲起宽泛而慰藉人心的道理，并以讨喜的方式描绘法国及其社会秩序。丁戈似乎并不为所动。这段情节显出，相比动物对实用的重视，抽象教条显得多么乏力；同时也揭示了叙述者有选择地呈现事实——他明确承认，自己对文明的描述既不真实，也不详尽。因此，这种讽刺不仅针对专家权威，也针对高调语言掩盖理想化主张与现实状况之间落差的轻易程度。
实验室中的专业权威争议
爱德华·勒格雷尔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科学地位争议案例。叙述者称，勒格雷尔通过测力实验测量蜘蛛的肌力，并声称发现了一块此前未知的补偿肌肉，将其命名为“勒格雷尔肌”。勒格雷尔认为，这项发现有望彻底改变普通解剖学。然而，叙述者与贾尔讨论这项工作时，贾尔却大笑着称其荒谬。
两种观点的对立并未通过决定性的演示得到解决。叙述者不愿对勒格雷尔作出负面判断，反而想起爱德华·赫珀特爵士曾说过，学者彼此嫉妒。这种解释维护了勒格雷尔的声誉，却也显露出，人们多么容易借助专业竞争之说来驳回批评。勒格雷尔的实验室设备齐全、井然有序，摆放着仪器、标本、书籍和贴有标签的档案；然而，对房间的描述并不能独立证实他的主张。实验室环境提供了研究活动的物质迹象，但贾尔的否定与叙述者的辩护，使这项发现的可信度仍存争议。
否认狂犬病
在另一次交谈中，一位谈话者查阅了词典中的丁戈词条，并以其中称丁戈没有狂犬病的信息为依据，提出了一个范围大得多的主张——狂犬病并不存在。他把证明文件、尸检、临床教学，以及阿尔福尔、里昂和图卢兹的机构所持或声称持有的观点，都斥为骗局。叙述者开始提到巴黎巴斯德研究机构时，现存段落展示了这场质疑，却没有交代争论的结果。
这场情景将一条看似权威的参考资料，变成了缺乏依据的概括性推断的起点。词典提出的是一项关于丁戈的具体说法；谈话者却把它当成足以否定整种疾病的证据，并在一阵斩钉截铁的言辞中拒斥多种制度性证据。他的自信令人想起赫珀特断然的分类，但论证方向恰好相反——赫珀特借助科学权威确立分类，他则全盘否定医学和制度权威。总的来说，这些情节表明，作品的讽刺并非简单拒绝科学，而是审视主张如何获得力量、权威如何被援引或拒绝，以及证据不足以支持结论时，确定口吻如何依旧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