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排外主义
丁戈蓬泰耶的乡村排外主义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社会排斥形式,针对的不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包括任何被视为村庄生活圈外的人。叙述者在丁戈到来之前便已遭遇这种排斥,其影响从冷淡的态度逐渐发展为流言、经济阻挠、公开敌意和迫使他离开的压力。小说通过皮埃尔·皮斯科对外国人的辩护、叙述者的经历以及教师对地方阻力的讲述,展现了狭隘的猜疑如何成为支配私人关系和公共机构的一股力量。
地方态度与不同说法
叙述者将蓬泰耶的居民描述为不欢迎外来者。皮埃尔·皮斯科也认同村民会戏弄并排斥他们,尽管正如他所说,访客和新居民能够为乡间带来工作和收入。皮斯科的看法着眼于实际,而非抽象道理——他指出,叙述者的房产屡次转卖。每一位新主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改造房子,为泥瓦匠、木匠、细木工和油漆匠带来工作;另一位主人到来时,这一循环便会重新开始。村民或许会将此视为扰乱,皮斯科看到的却是就业和地方收入。
皮斯科自身的立场也使他的批评更为复杂。他自称比周围的人见多识广,并将村民的猜疑归因于他们几乎没有旅行过,也没见过别处。他以曾与俄罗斯和德国士兵一同参加中国远征为荣,并将这段生平经历作为自己阅历更广的证明。他的讲述并未使他成为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他把自己与村民相对照,并鄙夷地谈论他们的乡土习气。然而,他的核心观点是,村民对外来者的敌意既目光短浅,又难以消除。
条件不平等的接纳
皮埃尔·皮斯科举出的例子也表明,村庄对待外来者的方式并不一致。他回忆说,一位巴黎女性租下一座小亭子,引起了当地一阵骚动。皮斯科曾在她的花园里干活,并说她付款爽快,对这些工作也很满意。她还捐钱给教会,而市长则为当地慈善救济处争取到一笔捐款。无论这名女性的职业或社会地位如何,皮斯科都认为这些交易对社区有益。
这个事件表明,只要外来者提供有偿工作或金钱,地方敌意便可能与实际上的迁就并存。皮斯科愿意接纳这名女性,与邻居们的反对形成对照;但他的讲述并非对社会开放态度毫无保留的辩护——他强调的是她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一区别颇能说明问题。外来者可能对村庄有用,却仍会被视为闯入者;人们往往依据他们能作出什么贡献来衡量是否接纳他们,而非愿意承认他们与自己平等。
叙述者遭到排斥
叙述者的困境在丁戈成为村民愤怒的焦点之前便已开始。他回忆说,自己怀着善意和助人的打算来到村里,迎接他的却是冷漠的表情、嘲弄的目光,以及无论做什么都始终会被视为外乡人的感觉。关于他来历不明和过往经历的传言四处流传,猜疑也从他本人蔓延到他的家庭、访客,甚至只是路过他家的人。他的讲述将排斥呈现为一种借助流言运作的过程——村民缺乏了解之处,便由充满敌意的臆测填补。
这种偏见也有具体的物质表现。叙述者提到小偷小摸、围绕明知无误的地界线展开的无休止争执、恐吓和抵制。当地雇工拒绝割他的干草,迫使他转而雇用比利时流动工人。村民随后指责他鄙视本地人,还把外来者带进村里。即使干草已经割下并捆好,也没有人愿意购买,哪怕价格极低也不例外。在村里的咖啡馆,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陷入困境,也盼着干草因无处存放而变质。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排斥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社区先阻断他获得本地劳力的途径,再把新来者依赖外地工人当作指责他的证据。
集体敌意与丁戈
当愤怒汇聚到丁戈身上时,对狗的敌意与对叙述者的敌意已难以区分。妇女们聚集在叙述者周围;愤怒的面孔出现在窗边,孩子们起哄,男人们高喊他是外乡人。狗也加入了喧闹。这个场面使“外来者”成了一项公开指控,叙述者的出身也被拉进一场原本围绕丁戈而起的冲突。
地方报纸把这场争端扩大,将丁戈比作旧制度的贵族,并把事件说成一条资产阶级的狗对民主的侮辱。报纸还质问叙述者为何住在乡间,猜测他的野心和来历,并因那些到他家做客的外语访客而滋生猜疑。媒体并非只是报道地方敌意;它还为这种敌意赋予政治话语,并将猜疑从狗扩大到主人所谓的身份和交往。叙述者说,喧嚷和不断升级的威胁使他无法继续留下。他决定卖掉房产离开,以保护自己、丁戈以及所剩无几的钱财。
孤立、教育与小说的批判
教师的经历表明,村庄的猜疑并不只针对在国外出生的新来者。他说,自己并非本地人,也不是神父或公证人,因此面临着与叙述者相同的仇视和刁难。他曾努力召集村民,围绕日常生活进行非正式交谈,但都以失败告终;有人向省长告发他之后,他受到警告,说这些事不归他管。他还讲到,孩子们在春夏两季被留在家里照看牲畜,无法上学,结果所受教育甚少,也加剧了普遍的文盲问题。依他所述,对改革的敌意助长了孤立,而这种孤立又使村庄抗拒变化。
叙述者将这种猜疑与更悠久的压迫历史联系起来。他认为,村民不信任那些衣着更体面、受教育程度更高或举止更文雅的人,是数百年受压迫所遗留下来的恐惧。这是他给出的解释,并非为村民的行为开脱、免除其后果。叙述者希望有所贡献,社区却一再排斥他、他的雇工以及教师的教育努力;二者形成的对照清楚揭示了代价。因此,小说中的乡村排外主义并不只是对外国国籍人士的厌恶——它是一道狭隘的边界,把新来者和本地异议者一概标为威胁,继而将这种区分转化为流言、经济排斥,以及迫使人们顺从或离开的集体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