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地马拉上校吉列尔莫之死

危地马拉上校吉列尔莫之死是这位前《纽约时报》记者第二次意外杀人，这是一场怪诞、近乎滑稽的暴力场景，发生在一家废弃的商场餐厅里。在追踪这名臭名昭著的敢死队指挥官穿越全球之后，这位前《纽约时报》记者终于将他逼入绝境，却发现自己的复仇采取了一种他既未计划也未能完全理解的形式。这一事件是对复仇、偶然性以及暴力奇异物理学的黑暗沉思，一个单一的条件反射动作——一口唾沫——成了死亡的工具。

空餐厅中的对峙

场景设在一个没有其他食客的房间里，服务员已经消失，只剩下两个男人和餐厅老板。老板自称吉列尔莫，他掐灭香烟，站起来，悠闲地走到前《纽约时报》记者对面坐下，露出一个灿烂的、镶着假牙的耀眼笑容。“我是你的主人吉列尔莫，”他说，这句问候立即确立了他对这个空间的控制。前《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大胆而绝望，回应道：“而我是复仇天使。”这一宣称遭到了嘲笑。吉列尔莫把椅子向后倾斜，靠在后腿上，笑着说：“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但肯定是这些人中最不起眼的。”他确实被自己的机智逗乐了，笑声从他满口白牙中倾泻而出，以至于前《纽约时报》记者能看到他粉色的上颚和肉质的悬雍垂。

唾沫与摔倒

对峙在瞬间转为肢体冲突。陪同前《纽约时报》记者的两名年轻政府人员，看似不慌不忙，却突然站在他身后，一人一边肩膀，将他的肩膀按在椅子上。在盲目的愤怒中，前《纽约时报》记者挣扎着，半站起来，猛冲过去，朝这名臭名昭著的敢死队指挥官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吉列尔莫本能地向后一缩，这一动作使他向后翻倒，椅子倾倒。一瞬间，前《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了吉列尔莫鞋底崭新的、没有划痕的皮革。接着是一阵椅子碎裂声和喊叫声，一声从身体里低沉的呼气，然后是头骨撞击商场餐厅地板的声音——那地板是木纹塑料铺在混凝土基座上的。

死亡的两种声音

前《纽约时报》记者后来反思，头骨撞击商场餐厅地板的声音不如头骨撞击砖砌挡土墙的声音那么洪亮。它们是不同的声音，音调不同，他怀疑头骨骨质的差异是否与此有关。这种比较并非随意。它将这次死亡与更早的一次联系起来，即辛辛那提的那个老人，他的头骨撞在砖砌挡土墙上。这种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前《纽约时报》记者的认知——他当时立即知道辛辛那提的老人死了，但他跑过商场停车场奔向长岛高速公路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用唾沫把危地马拉上校啐死了。这种暴力是如此条件反射，如此源于盲目的愤怒而非蓄意，以至于其致命后果完全被他忽略了。

后果与揭示

前《纽约时报》记者并非通过任何直接意识得知自己的杀人行为，而是通过报纸。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读到自己的《纽约时报》时，才知道自己又出手了。这个细节至关重要——他作为杀手的身份是由媒体、由公共记录中介的，而非他自己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自己罪行的读者。因此，这一事件成为他在餐厅宣称的复仇天使形象的奇异反转。他宣称自己是神圣正义的工具，但他实际的行为是混乱的、偶然的，并且只有事后通过他曾经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所服务的同一新闻媒介才能被他自己解读。吉列尔莫之死不是一次干净的处决，而是一次混乱的、非故意的蔑视姿态的后果，而前《纽约时报》记者穿过商场停车场奔向长岛高速公路的奔跑，是一个尚不知道自己是杀人犯的人的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