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与Dr. N的医患关系

叙述者与N医生的医患关系，是在不想要的妊娠以及一项使直接提供医疗援助变得危险的法律所带来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他为她检查和治疗，却不能直接为她提供堕胎帮助。他们的接触先后涉及诊断、间接援助、她取得堕胎用探针后求助时他退开，以及后来一次他确认她已经康复并提供避孕措施的复诊。这段关系既有专业照护，也受到堕胎刑事化的限制——他的照护很重要，却始终未能让她稳妥地获得所需治疗。

初次就诊与诊断的局限

叙述者正前往N医生的诊所赴约，途中遇见雅克·S，对方问她要去哪里。她担心自己的解释会让他怀疑她此行的真正原因，或提出陪她同去，于是说自己胃疼，要去看口腔科医生。雅克·S纠正她，说口腔科医生治疗的是口腔疾病，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失言更加显眼；公交车一到，她便匆匆离开。在她抵达诊所之前，这一幕已经展现出秘密如何左右她日常的行动和言语。

就诊时，医生把叙述者以为的胃痛诊断为晨吐，并告诉她已经怀孕。他开了旨在让她恢复月经的针剂，尽管看起来并不相信针剂会有效。在门口，他愉快地保证，因爱情而孕育的孩子是美好的；这番话与叙述者的苦恼格格不入。他的话没有回应她前来求助的需要——她不想听人安慰她未来的孩子会多么美好，而是想找到不继续妊娠的办法。她在日记中把诊断记作一场噩梦，清楚表明了医生的说法与她自己的感受之间的距离。

经由法律限制提出的请求

叙述者后来再次去找N医生，告诉他自己不想继续妊娠，并说自己伤害了自己。她其实没有这样做，但借此表明自己会继续寻求堕胎。N医生为她检查后说，她身体状况良好。她开始哭泣；他留在办公桌后，显然感到不安。叙述者把他的停顿理解为良心上的挣扎，并希望他也许会同意帮助她。但他让她自行安排堕胎，不要告诉他要去哪里，还开了一张青霉素处方，嘱咐她在堕胎前后服用。

这种回应既不是直接实施堕胎，也不是简单地拒绝一切照护。N医生与这一行为保持距离，同时试图降低与之相关的一种危险。叙述者离开时认为自己没能说服他；多年来，她一直把这次接触理解为一个错失的机会，觉得如果当时更恳切地请求，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后来，她质疑这种想法——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她是否可能改变他的决定。尽管如此，这张处方仍表明，他担心她可能死于败血症，即使法律限制了他公开愿意或能够采取的行动。

他所能提供援助的界限

叙述者从P-R夫人那里取得堕胎用探针后，在车站给N医生打电话。她也许希望他让她回诊所，并像上一次就诊时那样接手照料她。沉默许久后，他建议她使用马索吉内斯特里尔。从他的语气中，她明白他不想见她，也明白自己不该再打电话。这种退避使两人关系的限度更加清晰——此前为她检查并提供抗生素的医生，如今只在远处给出建议，而不愿承担处理这一情况的责任。

叙述者后来设想了他当时面临的两难。如果他见她，法律可能迫使他取出器具，并让妊娠继续；如果他拒绝见她，她则可能陷入危险。这个还原明确是事后的推想，并非对N医生想法的确切记述。它保留了两人关系中的核心不确定性——他开药或许是为了降低风险，但也表明他拒绝更直接地介入。因此，法律对叙述者而言并非抽象概念；法律决定了哪些照护方式可以获得、哪些谈话只能间接进行，以及医生何时会退开。

后续复诊与另一种照护

几个月后，叙述者再次去找N医生。他为她做了全面检查，并对她康复良好表示赞许。他的回应在无意中鼓励她把这场磨难理解为个人的胜利。他还给了她避孕隔膜和杀精凝胶。这次就诊与此前不同——眼前的危机已经过去，诊疗既关注康复，也涉及避孕。它无法消除她先前求助时的恐惧与不确定，却为她提供了切实的办法，以避免再次怀孕。

综合来看，这些接触呈现出的关系既非全然支持，也并非单纯冷漠。N医生诊断出她的妊娠，开出的治疗药物起初令叙述者不明其意；他提供青霉素，却不明言堕胎本身，后来又为她提供避孕照护。然而，在她取得探针后求助时，他拒绝见她。他关心她能否活下来，同时害怕介入带来的法律后果；叙述者依赖他的医疗权威，同时也决心在他之外寻求照护。这种情形显示了个人同情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在堕胎刑事化的环境下，医生可能提供零散的援助，却未必能够或愿意提供安全、连续的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