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米娜·瓦瑟尔

雅斯米娜·瓦瑟尔是一名政治抱负强烈的顾问。她与亚历山大·法雷尔的关系，为涉及他和米拉·维兹曼的强奸案审判提供了重要对照。她既是亚历山大过去亲密关系的见证者，对他的为人也有复杂的描述——她称两人的恋情充满爱意，因一次堕胎而结束；她表示他从未强迫她，也没有声称自己的经历足以裁定另一项独立指控。她的证词将亲密感情、性方面的言辞、生活处境的不平等，以及单一证人所能证明的限度置于同一视野中。

身份与背景

2015年春，雅斯米娜34岁，在经济部担任顾问。她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她的母亲来自突尼斯上层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则是法国人。她的职业抱负从两人交往之初便影响着这段关系——她打算投身政治事业，并认为自己必须保持无可指摘的公众形象。

雅斯米娜和亚历山大因在经济部共事而结识。按照她的说法，两人交往了六个月，关系从工作上的接近逐渐发展为亲密，并非一开始就对彼此关系的性质含糊其辞。两人的身份与年龄差异影响了这段关系的前景——亚历山大年纪较轻，计划前往美国生活，事业尚未稳定；雅斯米娜则已在政坛有所发展，工作节奏紧张。

恋情与分手

雅斯米娜后来将这段关系描述为美好而热烈，却没有可行的未来。她没有向亚历山大承诺长久相守；她认为共同生活面临的障碍过于重大，尤其是自己的事业、两人的年龄差异，以及亚历山大预计将前往美国。发现自己怀孕后，她接受了堕胎，并结束了这段关系。

分手对亚历山大尤其痛苦。堕胎后的第二天，雅斯米娜便不再回复他的消息，并将他从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中移除。他后来将这种突然消失视为断联，并持续试图寻求解释。两人再次见面时，她告诉他，新的工作职责与他们的关系无法相容。她当时已成为部长的办公室主任，不愿为了一个年轻、失业、能提供的主要是短暂而强烈的爱情的男人，拿自己的事业冒险。

分手六个月后，雅斯米娜联系亚历山大，安排一次电话交谈。她的目的务实而谨慎——她想让他归还一件羊绒毛衣和一条围巾，并删除两人交换过的消息。她担心这些通信可能遭人利用，于是要求他将其删除。亚历山大同意，但条件是两人当面见面；雅斯米娜接受了，两人约在万神殿附近的格朗扎姆酒店酒吧会面。会面时，她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另一个人，并再次坚持要他删除消息、停止联系她。亚历山大则向她展示了一家美国精子银行发来的资料，该机构曾联系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捐赠者；这一举动尖锐地让她想起那次怀孕和两人的分手。

证词与人物刻画

雅斯米娜作为亚历山大审判中的最后一名证人出庭，当时有记者在场，一本杂志还刊登了她与一位现任部长的合照。她介绍自己是部长的办公室主任，并以审慎、保留的措辞描述自己与亚历山大的旧日关系。她称他思维敏捷、有责任感、敏感而慷慨，但情感上不成熟，在事情不顺其意时会感到不自在。她还表示，他喜欢权力较量，行事有时会显得强势。

被问及在她不愿发生性关系时，亚历山大是否曾坚持不休，雅斯米娜回答没有，并再次表示他从未强迫她做任何事。她说，自己可以想象他有强势的一面，但从未遭受过他的暴力。同时，她明确拒绝以自身经历来否定米拉·维兹曼的陈述——她觉得难以想象亚历山大会实施强奸，但不希望这一判断削弱申诉人的陈述。

控方就两人私下往来的电子邮件询问雅斯米娜，其中包括露骨的性方面言辞，以及一个用来称呼她的侮辱性词语。她将两人的通信描述为彼此渴望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对话，并称在他们的关系中，这类交流很平常。她的解释说明了自己如何理解这类言辞在两人过往亲密关系中的含义；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判定亚历山大与米拉之间发生了什么。

叙事意义

雅斯米娜的证词为亚历山大与他人交往的情况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她记得他是温柔慷慨的伴侣，并称两人的关系中没有胁迫；但她也指出他情感上不成熟，喜欢权力较量。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她的证词只涉及自己与亚历山大那段为期六个月的恋情，而且她一再拒绝将自身经历转化为对另一名女性经历的裁断。

审判将这段私人经历与围绕可信度、同意和社会地位的公共争论并置。在辩方的结案陈词中，雅斯米娜与亚历山大的恋情及两人的分手，是用来解释亚历山大情绪状态的诸多背景之一；辩方也借助他过去与女性相处的情况，支持其对他与米拉相遇经过的解释。雅斯米娜的证词既没有消除这一论证的局限，也没有解决审判的核心分歧。相反，它显示，前任伴侣的记忆可以阐明一段关系，同时仍与另一段关系中尚未厘清的事实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