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末日的贩子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我们都是末日的贩子”是一种自我牵涉其中的表达,讲述灾难期间日常习惯与自利心如何持续存在。它没有把末日描述成一种能将人们变成英雄的力量,而是强调熟悉的社会行为仍在紧急状态中延续——人们讨价还价、寻求恩惠、保护自己的财物,也参与造成他们所谴责的种种状况。
表达背后的场景
讲述者回忆说,一位集体农庄主席想要两辆汽车,用来运送家人及其衣物和家具。党组织也以公平为由要求一辆车。然而,连续几天都没有足够的车辆运送一群托儿所的孩子。即使有两辆车,也装不下主席家所有的财物,其中包括三升装的果酱罐和腌菜罐;讲述者看到这家人在第二天把它们打包。资源分配的不均并非通过宏大的场面,而是通过一场争夺交通工具的较量,让末日变得清晰可见——孩子们的需求无人满足,成年人却争论谁的财物更值得占用空间。
讲述者没有拍下打包的情景。这一遗漏至关重要——这段回忆以一幅未被记录的画面留存下来,而这句话将那幅画面变成了对身处其中之人的评判,也包括怀揣这段记忆的旁观者。讲述者还回忆说,自己曾在商店里买了萨拉米香肠和罐头食品,担心它们吃了不安全,却还是开车把它们带来带去,而没有扔掉。这件小事悬而未决,呼应了更大的场景——即使东西是否安全令人怀疑,恐惧也无法消除人们对物品的依恋。
灾难中的日常行为
这句话将这些片段汇集成一幅关于延续性的黯淡图景。在末日般的境况下,人们仍然说闲话、巴结上司;仍然试图保住一台电视机和一件不怎么好看的皮大衣。这份清单把人际周旋与对财物的维护并列起来,表明两者都并非异乎寻常的反常行为。讲述者的结论是,人们依旧如故,“直到时间尽头”。这句话的力量来自它拒绝将日常自私与灾难割裂开来——灾难暴露的是熟悉的行为,而非保证道德上的转变。
未拍成的电影
讲述者描述一部在记忆中酝酿已久、却始终未能拍成、由许多片段构成的长片时,再次说到这句话。重复出现的表达成为这部未写成的记录的框架。其中的片段包括那些未曾拍摄的具体场景,而讲述者记忆中的画面则留存了摄像机未曾记录的内容。由此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见证方式——讲述者谴责灾难中目睹的社会习性,却并未声称自己能够免于这句话所谴责的人类日常依恋与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