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国王指定继承人的法案

授权国王指定继承人的法案使继承成为由国王决定之事，而不再是结果有保障的世袭安排。托马斯·克伦威尔将法案提交英国议会，使亨利八世得以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玛丽公主、伊丽莎白一世和亨利·菲茨罗伊都因此面临一项影响远超王室家族内部的抉择。

背景——教会与继承事务的权威

该法案是在一场更广泛的斗争中出现的——谁有权界定王国的合法秩序。亨利八世宣称，教宗在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没有管治权，国王本人将统治教会。当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报告教会已经屈服、托马斯·莫尔也已辞去大法官职务时，玛丽公主意识到这一变化影响之广——她的父亲所攫取的不仅是教会的财富，还有教会的法律与法庭。继承法案将这种权力集中延伸到谁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上。

这场冲突此前已在1534年继承宣誓中化为法律问题；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宫向聚集的贵族主持宣誓。教宗裁定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有效，亨利却声称婚姻无效，并宣布安妮·博林为王后、伊丽莎白为公主。叙述者认为，随之而来的冲突，是国王的宣告被用来决定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的现实。尽管国王早先承诺不会在此事上考验他们的友谊，托马斯·莫尔仍拒绝按原文签署宣誓书。后来的法案将继承问题置于同一场围绕王权、宗教权威与个人良知的争论之中。

条款与提交议会

托马斯·克伦威尔将法案提交英国议会两院。其核心条款是，国王应自行指定继承人，可从简·西摩王后的子女中选择，也可以——文本特意允许这一点——从任何后续妻子的子女中选择。因此，法案本身并未指定继承人；它赋予亨利日后作出选择的权力。

这种灵活安排动摇了王室家族现有的继承主张。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解释说，玛丽已被剥夺原有身份，伊丽莎白也失去了头衔，而国王承认的儿子亨利·菲茨罗伊同样属于可能的继承人。在这个家族看来，这三个孩子都因国王对合法身份与继承权的决定而陷入险境。恰恰在每位候选人的地位都已受到争议之时，法案仍将问题悬而未决。

对亨利·菲茨罗伊可能获选的猜测

尽管法案没有说明亨利会选择谁，杰弗里仍将国王近期公开的举动视为菲茨罗伊即将显赫的证据。议会开幕时，菲茨罗伊走在亨利前面，手持国王的帽子；他还获得了亨利·诺里斯的部分土地与职位，而国王打算让他与妻子玛丽·霍华德一同入住贝纳德城堡。杰弗里将这些显而易见的迹象视为菲茨罗伊很可能获选的信号。

对叙述者而言，地点也增添了王朝意味——贝纳德城堡曾是亨利·都铎初到London时的住处，当时他尚未加冕为亨利七世，也尚未迁往威斯敏斯特。杰弗里的推断并非正式宣布，但法案使这些迹象显得更加重要。在这个家族看来，玛丽才刚获释，伊丽莎白仍是体弱的婴儿，而唯有菲茨罗伊拥有城堡、土地，并在London市中心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差别使国王尚未说出口的决定，看起来仿佛正在公开成形。

后果与意义

对玛格丽特·波尔及其儿子们而言，这项措施将宪制变动转化为迫在眉睫的家族危机。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主张保护玛丽与王后，并提议利用自己前往加来的行程，派杰弗里继续前往，为雷金纳德·波尔、教宗和西班牙国王送去消息。他相信教宗干预或许能迫使亨利恢复凯瑟琳的地位。法案赋予亨利指定继承人的权力，使这项计划更显紧迫——这个家族担心，玛丽遭排除在继承之外可能成为永久局面，而菲茨罗伊可能取代她获得晋升。

这项措施也揭示了小说中亲缘关系的双重性质。由血缘与婚姻联结的金雀花家族网络，是共同忠诚与政治力量的来源；但在猜疑之下，同样的通婚关系也可能被视为派系或阴谋。玛格丽特之子蒙塔古援引白玫瑰，称金雀花家族才是王室与教会冲突引发全国危机的英格兰的天然统治者，同时坚称亨利是他们的表亲，应当让他回归自己应得的继承权。与这种世袭主张相对，法案宣示国王拥有选择权。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谁可能继承王位，也在于王权如何被赋予裁断继承规则本身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