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念压倒理性与怀疑的狂热状态

在天堂的旗帜下

文中呈现的宗教狂热不只是强烈的信仰——它是一种对神圣旨意的确信排挤怀疑、分寸感以及他人诉求的状态。本书借助丹·拉弗蒂对自身行为的讲述、科罗拉多城受高度控制的宗教生活,以及摩门教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探讨个人信念与集体权威如何彼此强化。本书的论点并非宗教虔诚总会导致暴力,而是当信仰被视为不容理性推敲和道德审视时,就可能变得危险。

确信与个人

丹·拉弗蒂描述说,从孩提时代起,上帝和上帝的国度便是他关注的中心。他始终确信,上帝意欲让布伦达·拉弗蒂和埃丽卡·拉弗蒂死去,并将自己说成奉命执行罗恩·拉弗蒂所领受启示的人。在他的讲述中,他感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受到指引,并认为拒绝服从就是冒犯上帝。因此,这种确信不只是事后解释他行为的说辞——它还提供了一套框架,使服从所谓的启示凌驾于通常的道德判断之上。

本书将缺乏悔意作为探究的核心。丹坚称自己既不后悔,也不羞愧,尽管受害者是一名女性和一个年幼的孩子。本书并未将此解释简单归结为个人邪恶,而是追问,是什么使一个人将如此坚定的确信体验为正义。叙述认为,部分答案在于——吞噬一切的信念能够将模糊不明之处转化为看似清晰的结论,并在信徒自己的道德想象中,使其站到神圣旨意一边。

本书还将狂热描述为一种执迷,其直接回报或许就是执迷本身。一项事业能够赋予生活目标;怀疑和模糊不明之处随之退去,而对自身判断的信心则不断增强。狂热者的注意力变得狭窄,对他人所谓罪行的愤怒可能成为支撑其生活的力量。本书将这种强烈投入与其他令人全神贯注的追求相比较,例如精通钢琴或攀登珠穆朗玛峰,同时强调,当这种投入的对象是精神性的,且其要求被理解为上帝的命令时,便具有独特的危险。

权威、信息与服从

科罗拉多城提供了一个社会环境,在其中,宗教权威远远超出私人信仰的范围。在鲁隆·杰夫斯领导下,社区成员不得看电视,也不得阅读报纸和杂志。德洛伊·贝特曼描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居民偷偷安装卫星天线,鲁隆则在讲道中反对电视,并警告说他知道谁家装了天线;随后,人们便把天线丢弃在沙漠里。这项禁令并未消除人们对外界信息的渴求,而是迫使他们暗中获取信息,并使执行禁令成为先知权威的公开展示。

这些界限也延伸到私人关系。居民不得与联合努力计划以外的人来往,包括已经离开该宗教的亲属。本书记述说,在科罗拉多城,鲁隆的权威还涵盖市长、市政雇员、警察和学校。这种安排使宗教命令成为公民生活的一部分,令灵性约束与实际的社区成员资格条件几乎无法分开。

德洛伊离开社区的经历显示了这对家庭造成的后果。在他停止参加每周的圣职会议后,鲁隆派人带走他的妻子和孩子,声称妻子和孩子属于圣职,可以重新分配。两位妻子都拒绝离开德洛伊;她们以及除三个年纪最大的孩子以外的所有孩子,也都成了叛教者。这一回应显露出该体系控制力的局限——命令虽然发出,家庭却没有服从。本书还将叛教描述为一道严厉的道德界线。沃伦·杰夫斯称叛教者极其邪恶,站在路西法一边;这种说法使离开不再只是信仰改变,而成了对社区神圣秩序的背叛。

集体归属与神圣界限

本书对摩门教信仰的整体论述,展现了真理与错误之间鲜明的区分如何赋予宗教团体强烈的身份认同。《摩尔门经》将世间的存在描绘为两座教会之间的争斗,一座属于上帝,另一座属于魔鬼。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摩门教定居者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对当地土地拥有神圣权利。当地居民则将他们的抱团倾向、购地行为、集体投票以及声称拥有的权利视为威胁。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解表明,神圣权利主张能够加剧本已存在的土地、商业和政治权力冲突。

本书并非只通过冲突来描绘集体宗教生活。每年有一万多人参加库摩拉山的露天演出,本书指出,观众中已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五属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这场聚会主要是对信仰的集体庆祝——家庭早早到场、共享食物,并一同观看大型演出。它展现了仪式和共同见证如何重申归属感,并使成员围绕神圣历史聚集起来。这个场景并未将此类参与等同于暴力;相反,它展示了环绕宗教信念而存在的日常集体力量。

世代相传的怨愤与本书的论点

本书还追溯了怨愤如何通过正式的宗教实践传承下去。在被控谋杀约瑟·史密斯和海仑·史密斯的被告获判无罪后,布里格姆·杨宣称,教会仆人的血属于上帝和他的子民,由他们复仇。教会权威人士将复仇誓言纳入圣殿恩道门仪式。参与者誓言祈求复仇,并教导后代承担这一义务;这一誓言一直保留在仪式中,直到1927年,其内容被非摩门教媒体披露,引发公众和政治层面的谴责。在这一例子中,对迫害的记忆并未停留于个人悲伤,而是被赋予仪式形式,并纳入代际传授。

本书将这种传承与摩门教大迁徙所凝聚的忠诚并置。书中描述了定居犹他州之前所经历的艰辛与暴力,认为这些经历使幸存的圣徒团结起来,并坚定了他们对布里格姆·杨的忠诚。叙述关注这种团结的潜在影响,也看到它维系社区的能力——忠诚能够使人们在逆境中紧密相连,但绝对的忠诚也会使人难以抵制领袖的要求。

综上,这些事例将宗教狂热呈现为个人确信与规范信息、权威和归属感的体系交汇之处。执迷能够使信徒觉得自己的世界充满目标,且道德问题简单明了;制度与共同仪式则能够强化维系这种感受的界限。本书自述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丹·拉弗蒂这样的人,以探究残暴行为的根源,并更广泛地审视信仰的本质。书中的警示针对这样一个时刻——所谓的神圣命令变得不容质疑,而服从也被描绘得比对他人的责任更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