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责备

受害者责备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手段，将审视焦点从被指称的不当行为转向举报者。在书中，它不仅表现为直言不讳地指责女性不可靠或情绪不稳定，也表现为警告她们——挺身而出会带来后果，而她们将为此负责。这种转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诉即使得到倾听和记录，仍可能无法促成行动。与此相对，叙事呈现了记者的核实工作，也呈现了一些女性所描述的、在公开发声后自身权威发生的变化。

预期中的责任倒置

欧文·赖特对艾米丽·内斯特讲述经历的回应，展现了受害者责备如何在指控甚至尚未进入正式程序前就开始运作。内斯特不想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公司法律顾问则建议，如果没有正式投诉，把她的陈述告知董事会或许并不合适。赖特想采取行动，也越来越担心女员工的安全，却看不到明确的前进路径。他还认为，女性在这类情形下往往会受到责备，仿佛她们做错了什么。因此，对这种反应的预期本身就成了障碍的一部分——投诉可能使员工受到怀疑，而不是让人直接审视哈维·韦恩斯坦的行为。

赖特的女儿质疑了听天由命的逻辑。她认为，凭借他的职位，他可以帮助营造一个让女性更安全地站出来的工作环境，而且有义务做得更多。这场对话表明，问题既关乎制度，也关乎个人。害怕责怪投诉者不仅是在描述一种社会偏见；它还让高管觉得继续采取行动也无济于事，同时维持了原有的权力安排。同一时期，桑迪普·雷哈尔曾私下透露，韦恩斯坦指派她处理与公寓、内衣、鲜花、浴袍和女性名单有关的事务。她的讲述将问题置于工作结构本身之中——她觉得不自在的职责，已经成了助理工作的一部分。

抹黑消息来源并转移审视焦点

削弱针对韦恩斯坦的报道这一企图，明确体现了这种责任倒置。韦恩斯坦的律师，包括查尔斯·哈德，在一封信中将协助记者的前员工描述为心怀不满、另有动机，并可能提供虚假指控的人。信中警告，报道一旦刊出，可能构成实际恶意诽谤。这种攻击因而诱导读者先评判消息来源的品格和推定动机，而不是先审视他们所报告的内容。它还以法律后果威胁可能刊登这些陈述的记者。

在《纽约时报》一次不公开报道的会面中，韦恩斯坦的代表当面推动了这一策略。埃尔坎·阿布拉莫维茨和琳达·费尔斯坦把安布拉·巴蒂拉纳·古铁雷斯描绘成投机取巧者；丽莎·布鲁姆则拿出罗丝·麦高恩和阿什莉·贾德与韦恩斯坦微笑合影的照片，仿佛公开场合的友好影像就能推翻私下的指控。韦恩斯坦称两名女性精神不稳定，并提及贾德的回忆录，包括她讲述自己曾因童年经历造成的困扰而寻求住院心理治疗。书中将这场会面描述为一次突袭，但记者此前已经核查过古铁雷斯的背景，也审视过贾德的经历，寻找可能被用来攻击她或报纸的材料。抹黑企图并未推翻他们的工作，反而揭示了对方为反驳报道所准备的手段。

从个人指控到公众反弹

受害者责备也扩展成一场关于追责意味着什么的更广泛争论。韦恩斯坦遭到起诉后，他的律师本杰明·布拉夫曼将#MeToo运动描述为政治迫害和道德恐慌，并举出夸大的指控，以及男性可能因此不敢称赞有魅力的同事等例子。这种说法将讨论焦点从针对韦恩斯坦的投诉是否有力，转移到整个运动是否可能不公。书中将这种不满与更棘手的问题并置——不当行为从何处开始，以及制度应如何回应；同时并未把每一起有争议的事件都视为同等情形。

这种反弹与一种认为变化流于表面的说法并存。雇主宣称实行零容忍政策，但反性骚扰法律仍然过时或执行不力，秘密和解仍在继续，而种族和阶级也可能影响投诉的处理方式。在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报道中，乔迪·坎托发现，许多雇主认为现有政策已经足够，而劳动者则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切实可行的求助途径。这种反差表明，即便制度采用了改革话语，公众对投诉者的怀疑仍可能持续——正式保证未必能让劳动者相信，自己可以举报伤害而无须独自承担代价。

不平等的风险与发声的可能

后来，一群曾讲述骚扰和性侵经历的女性聚在一起，使不同处境下公开披露所付出的代价显现出来。有人问参与者，在怀着信念冒险讲述自己的故事后，她们有什么感受。让采访尽可能平等的努力，并不能消除现场的物质条件差异——金·劳森在麦当劳每小时挣十美元，六个月前还曾无家可归；而格温妮丝·帕特洛舒适的家，则让资源差异具体可见。这一场景并未暗示所有女性面临相同的风险，或在发声后得到同样的保护。

罗威娜·邱说，自己是桌旁唯一尚未公开讲述经历的人；甚至她的大多数家人也不知道她的遭遇。她将自己的犹豫与少有亚裔女性讲述此类经历，以及亚裔美国人不应大惊小怪或引起波澜的社会期待联系起来。她担心会震惊朋友、改变自己的人生，这表明即使没有人公开指责投诉者，社会压力也能使人保持沉默。听了其他女性的讲述后，她开始考虑是否要发声。

这场聚会也记录了对孤立状态的扭转，而受害者责备正是依赖这种孤立。劳森讲述了自己向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投诉麦当劳，并参加九月罢工的经历。她公开讲述、接受采访，推着女儿的婴儿车走过游行队伍，后来还通过短信群组为其他女工提供建议。泽尔达·珀金斯曾就保密协议向英国议会议员作证；她与劳森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她们对行动主义的描述彼此呼应。珀金斯说，公开发声帮助她成长为离开米拉麦克斯时正在成为的那种人。在这些讲述中，公开披露并未消除原有的伤害或不平等处境；它改变的是谁能够主张权威、找到见证者，并界定事情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