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三世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演说

乔治三世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演说与《常识》初版在同一天于同一座城市出版，托马斯·潘恩将其视为对美洲独立主张的直接印证。按照托马斯·潘恩的说法，演说非但没有遏止抵抗，反而使分离的必要性更加明显，并帮助读者接受独立是一项政治必要。

出版与即时影响

托马斯·潘恩强调，小册子初版问世与国王演说发表的时间恰好重合。他称这一时机格外恰当——即使是预言，也不可能安排演说在更必要的时刻发表。因此，小册子刚开始流传，其独立论证便几乎立即遇上王室的一项新公开声明。

托马斯·潘恩认为，这一事件产生的效果与恐吓相反。演说没有吓得读者屈服；读者感受到的敌意反而强化了小册子对独立的呼吁。托马斯·潘恩说，人们怀着报复之心阅读演说，而演说与小册子原则之间的对照增强了分离的理由，并未削弱它。按照这一说法，演说成为一场政治事件，其影响不仅来自王室所说的内容，也来自演说的发表如何改变了公众已经接触到的论证的力量。

托马斯·潘恩对演说的评价

托马斯·潘恩谴责演说攻击真理、公共利益与人类生存。他将其描绘成一场正式表演，把人们变成供奉暴虐骄傲的祭品，并把此类暴力的危险视为君主制的后果。他有意使用全面而强烈的措辞——他认为，演说揭露而非掩饰了王权政府的残暴与暴政。

这一评价属于托马斯·潘恩的论战文字，而非对演说内容的中立叙述。此处的材料并未重现国王的演说原文，而是呈现托马斯·潘恩对其语气与政治含义的解读——在他看来，演说的意图如此明显，无法通过掩饰目的来说服读者。他将国王与一位原住民猎人相比较，宣称后者不如英国君主野蛮。这一比较加重了托马斯·潘恩对王权的抨击，也否定了国王的身份能够使其行为变得文明或正当的假设。

托马斯·潘恩还认为，违反道德义务与对人类的义务的统治者，已经丧失了通常与其职位相伴的尊崇。到他在附录中再次谈到演说时，他认为，与美洲自我保障的责任相比，国王的言辞与行为在实际上的重要性微不足道。这篇演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托马斯·潘恩的论证提供了证据，表明王室已使继续依附变得不可行。

从依附到独立

附录中演说的影响力，建立在托马斯·潘恩于《常识》其他部分提出的论点之上。他主张，依附大不列颠会使美洲卷入欧洲的战争与争端，扰乱贸易，并疏远原本可能与殖民地友好的国家。他还指出，跨越数千英里管理殖民地事务，不可能做到公正——请愿书需要数月才能送达，答复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说明清楚。在这一论述框架中，演说强化了对帝国统治已有的控诉，而不是独立论证的唯一成因。

按照托马斯·潘恩的推理，独立也会带来实际的外交后果。只要美洲仍自称为英国臣民，其他强权就难以调停美洲与英国之间的冲突；托马斯·潘恩还认为，不应指望法国或西班牙帮助殖民地修复英国对它们的控制。与此同时，继续宣称自己是英国臣民，会使海外人士把武装抵抗视为叛乱。若发表独立宣言，同时说明殖民地的不满，并保证和平意愿与贸易意愿，美洲便能以一个国家的身份与外国宫廷交涉。

托马斯·潘恩把身份的这一变化与按本洲自身条件组织政府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提议设立由总统主持的年度议会，并将国内事务置于大陆会议的权力之下。在其他部分，他敦促美洲人在委托权力之前制定宪章，并警告说，未经法律确立的政府可能被征服者夺取。因此，国王演说出现在一个更广泛的论证之中——独立不仅表达与英国决裂，也会开启自治之路，并为美洲与更广阔世界建立另一种关系。

政治与宗教论证

附录对演说的抨击，也借助了托马斯·潘恩对君主制更广泛的反对。他认为，把一个人置于他人之上，既无法由自然赋予的平等权利来证明，也无法由经文来证明。他对基甸与撒母耳的解读，将《圣经》中反对王权的内容呈现为一种警告——不可把政治权力交给世袭统治者。按照托马斯·潘恩对这些记载的运用，王权不会仅仅因为被称为神圣便具有神圣性；必须根据其后果以及其起源是否合法来评判。

这一论点与宗教保护和宗教设立之间的区分相联系。托马斯·潘恩称，保护持有不同宗教信念的人是政府的职责，但否认政府还应涉足其他宗教事务。他认为宗教多样性与公民团结并不冲突，并把不同教派描述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这一立场影响了他对国王演说的政治质疑——反抗王权不必意味着敌视宗教，宗教信念也不必要求政治服从。

因此，演说在《常识》中的意义既是即时的，也是结构性的。托马斯·潘恩将其视为对独立主张的及时印证，同时借此把对君主制、帝国依附、迟缓而遥远的政府，以及美洲外交事务所面临障碍的批评联系起来。演说在附录中的位置为政治论证带来了一个鲜明的新契机——按照托马斯·潘恩的解读，王室的演说使继续依附与自治之间的抉择更难继续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