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C. S.刘易斯对童年之后想象生活复苏的称呼；那时，童年的“喜悦”已彻底消失，连对它的记忆与渴望也一并失去了。这种变化并非逐渐成熟的结果，而是渴望的突然回归，由在学校偶然看到的一幅插图所触发。其影响通过诗歌、瓦格纳和乔治·麦克唐纳的作品逐渐展开，而刘易斯后来的反思则将这种想象力的更新与他对宗教和知识的看法变化联系起来。

童年之后的重新觉醒

刘易斯以“文艺复兴”比喻个人的重生，而非单指一个历史时期。他怀疑，历史学家对十五世纪欧洲复兴的叙述，可能把他们自己后来重新觉醒时所感受到的光辉投射到了过去。在他的叙述中，青春期能够重新找回童年曾经拥有、却被少年时期遮蔽的东西——在那段时期，想象力沉睡，贪婪、喧闹、残酷和世俗的抱负占据主导。

这种对比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刘易斯的童年与后来的生活一脉相承，小时候令他愉快的书仍能使他愉快；相比之下，他回想在奥尔迪学校或坎贝尔学院读过的许多作品时，却觉得它们仿佛沙漠一般荒凉。诗篇《索赫拉布与鲁斯塔姆》曾带给他强烈的审美愉悦，却没有带来“喜悦”。对他而言，“喜悦”不仅仅是享受或美；它还包含一阵渴望的痛楚，而唤起这种渴望的作品本身并不能使它得到满足。

喜悦在沙特尔的突然回归

在沙特尔求学初期，长久缺席的“喜悦”于某一刻终结。刘易斯能够清楚记得那一刻，却无法确定日期。一份文学期刊放在教室里；他原本不抱期待，只是瞥了一眼标题和插图。《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几个字以及亚瑟·拉克姆的一幅插图，突然开启了一个他此前不知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世界。

他感受到北方性——大西洋上方广阔而清澈的空间、北方夏日暮光的遥远，以及一种严峻而疏离的气息。这幅图像还唤回了一个更早的想象世界，使他想起泰格纳的《德拉帕》、巴尔德尔以及向着太阳飞去的鹤。随着这份认出而来的，是他曾经体验过“喜悦”、却已有多年未曾感受它的觉悟。诸神想象中的遥远与他失落的童年渴望之遥远，融汇成同一种欲望。然而，他认出这一体验时，它已经消逝；因此，重新找回它本身又成了一种对失落的全新意识。

从图像到诗歌与音乐

这幅插图开启了刘易斯对瓦格纳的长期投入，而当时他还没有听过瓦格纳音乐的任何一个音符。印刷出来的名字本身成了一个带有魔力的符号，他开始创作一部长诗，取材于《尼伯龙根的指环》。写到《莱茵的黄金》中的事件时，这项计划受阻；但这次失败标志着他对写作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尝试的不只是讲述故事，而是传达自己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他失去了早先诗作明白朴素的清晰感，最终停笔，但他明白自己已经学会了写作意味着什么。

在接下来的假期里，刘易斯第一次在T.伊登斯·奥斯本那间拥挤昏暗的店铺中，通过唱片听到了《女武神的骑行》。这首乐曲被他听作英雄戏剧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会曲目；它仿佛一道霹雳击中了他。瓦格纳的唱片，尤其是《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乐曲，也包括《罗恩格林》和《帕西法尔》中的乐曲，成了他零用钱的主要用途，也成了他经常索要的礼物。他体验瓦格纳时，感受到的并非单纯一种新的音乐乐趣，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惊异与震撼，无法归入他原有的音乐类别。

夏天造访邓德拉姆时，他重新找到了引发这段经历的书——拉克姆插图本《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它当时放在表亲家的客厅桌上。他极其渴望得到这本书，最终在兄长帮助下买到一个较便宜的版本。在他看来，书中的图画宛如可见的音乐，使想象体验比最初在教室里瞥见插图时更为深刻。

早期阅读与后来的接受

这场“文艺复兴”并非从一片空白开始。在坎贝尔学院，刘易斯曾在奥克蒂的教室里阅读《索赫拉布与鲁斯塔姆》，由此接触到一种遥远、庄严而银辉般的想象氛围。他珍视诗中的细节，例如北京的艺人、王后花园里的柏树，以及寂静无声的花剌子模荒原，尽管当时他并未领会诗歌的核心悲剧。多年后，他发现自己初次接触阿诺德的作品，已为欣赏荷马作好了准备——《伊利亚特》令他感到熟悉，因为《索赫拉布与鲁斯塔姆》早已为他开辟了一条通往荷马诗歌世界的道路。对刘易斯而言，文学阅读的作用在于使一部作品阐明另一部作品，而不是要求读者先具备关于某种源流传统的专门知识。

后来在布克汉求学时期，他读到《幻象》，这次相遇从另一个方向延续了他的想象经历。十月的一个傍晚，他在莱瑟黑德车站，天空有霜，眼前还有一个周末可以读书，于是从书摊上挑了乔治·麦克唐纳的这本书。书中的林地旅程和超自然人物，似乎与他早已喜爱的故事一脉相承，但伴随它们而来的感受却是新的。刘易斯后来将这种特质称为神圣性——熟悉的想象材料并未消失，只是它们的光芒改变了。过去似乎遥远的召唤，如今感觉近在眼前；他的叙述也区分了故事想象中的场景与他透过这些场景感知到的精神特质。

宗教与知识可能性的变化

想象力的复苏，恰逢刘易斯重新审视那些支撑他失去基督教信仰的前提。古典学研究把异教宗教观念说成妄想，却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据称独一无二的真理，却没有说明这些传统可能如何相互关联。刘易斯觉得这种区分难以成立——在他看来，基督教似乎与其他宗教信仰属于同一大类，他也准备不再给予它特殊地位。他的悲观主义同样关乎思想——尽管当时他并不痛苦，却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总体而言宇宙令人遗憾。

后来，阅读W. B.叶芝的散文，使他认识到叶芝认真相信一个由精神存在者组成、并且人们可能与之接触的世界。莫里斯·梅特林克对灵学、神智学和泛神论的探讨，则引入了另一种非基督教的挑战，质疑物质主义。刘易斯并未简单接受这些主张，但它们开启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可能性——物质世界之外或许确有某种存在，而那种存在未必就是基督教神学。这动摇了他的物质主义，也重新唤起了他早年求学时期对神秘学的兴趣。

此后更漫长的思想发展，并不等同于最初那次想象力的震撼，但它继续松动刘易斯用来诠释经验的种种前提。后来，欧文·巴菲尔德的论证挑战了他的年代势利——也就是认为现时代已摒弃的观念因此就遭到了驳倒的信念——并揭示出感官实在论与他仍想为逻辑、道德判断和审美价值所作主张之间的冲突。因此，“文艺复兴”所指的不仅是重新燃起文学热情，更标志着欲望的复苏；这种复苏重新开启了关于何种实在、知识与宗教圆满能够被认真看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