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啡

成瘾剂量: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的真相

吗啡是一种源自罂粟的生物碱,处于早期医疗发现、依赖、否认与重新推广这一循环的核心。本书追溯的不只是它的药力,还包括每一种新用途伴随而来的信心——危险从一开始就有迹可循,但注射和常规处方让依赖变得普遍。后来,海洛因作为一种据称更安全的替代品登场,说明这段历史很容易重演。

发现与早期警示

约在1804年,21岁的德国药剂师弗里德里希·泽图纳从罂粟中分离出活性成分,并以希腊梦神莫耳甫斯之名将其命名为“吗啡”。这种物质的药力远强于加工后的鸦片。泽图纳观察到,它的影响会依次显现——欣快感可能转为抑郁和恶心。他对狗进行的实验则揭示了其药力的另一面——狗会流着口水昏厥,醒来后变得焦躁、具有攻击性,并出现发热和腹泻。中国长期依赖鸦片的人们早已用“瘾”一词称呼这种戒断状态;本书将这一说法与后来描述无药可用时痛苦状态的词语联系起来。

泽图纳明白,吗啡的强效伴随着危险。1810年,他公开警告说,这种新物质可能带来灾难。这一警告让此后的药物史显得格外讽刺——人们并非全然不知风险,也并非直到大规模依赖出现后才发现风险。危险在早期便已得到认识,但之后给药方式和医学的发展,让人们更容易轻视它。

注射、战争与医疗造成的依赖

1853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伍德发明了皮下注射针。他宣传注射能够避免成瘾,尽管他认为吗啡在吸食或吞服时会使人上瘾。本书将这种保证与泽图纳早先的警告并置——这种新颖的给药方式被当作解决依赖问题的办法,却没有消除根本危险。

美国内战结束后,为受伤退伍军人治病的医生经常把吗啡和皮下注射针留给他们,并嘱咐他们按需使用。据估计,约有十万名退伍军人因此产生依赖。有些人随身带着装有针具和吗啡药片的皮袋,用绳子挂在脖子上。在南方小城市和城镇的白人群体中,这种情况尤其严重;战争死亡以及奴隶制终结后的经济不确定性,加重了他们的悲痛。在本书的叙述中,依赖的产生并非仅仅源于个人选择,也与在充满丧亲之痛和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常规提供的医疗照护有关。

广泛使用与监管失效

到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的上层阶级中,注射吗啡已成为一种时尚;医生开药治疗的病症五花八门,从经痛到眼部炎症都有。由于几乎没有监管,吗啡和鸦片药片可以在药店柜台上买到,无需处方。即使起初是医生批准的治疗,反复注射也可能为社会所接受。人们常把依赖理解为医源性的,也就是由医疗造成的。这种起因减轻了针对使用者的污名,即使药物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监管的设想遭到了抵制。1884年,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审议了限制非处方鸦片和吗啡的提案。一家地方报纸谴责这项提案是阶级立法。里士满医生W·G·罗杰斯则反驳说,即使患者意识到药物造成的伤害,也可能无法停止——有些人希望自己从未被开过这种药,尽管脓肿疼痛难忍,仍一再给自己注射;即使吗啡正在杀害他们,他们也继续使用。议会以政府越权为由否决了法案。按照本书的叙述,这项决定使市场基本不受约束,也让依赖进一步扎根。

海洛因与一再出现的承诺

14年后,拜耳化学家海因里希·德雷泽重新发现了一位英国化学家的研究。那位化学家在1874年为寻找不易成瘾的吗啡替代品,制成了二乙酰吗啡。二乙酰吗啡很快被宣传为海洛因,其药力是吗啡的两倍多;而吗啡的药力本已约为鸦片的十倍。德雷泽看到了商业机会,便将它包装为一种能够止咳、又不具备可待因和吗啡所具有的成瘾特性的药物。本书由此将海洛因的兴起直接置于早先试图控制吗啡危害的后续——一种药力更强的药物,在能够避免这些危害的保证下被推向市场。

这一模式在现代阿片类药物危机中再次出现。20世纪90年代末,奥施康定的处方使用不断扩大,伴随而来的是其成瘾率低于百分之一的说法;普渡制药的戴维·哈多克斯将其宣传用于慢性疼痛,以及远超晚期癌症的各种病症。本书将这种信心与早先有关注射和海洛因的保证相比较——并非要将这些药物等同起来,而是要说明,安全性的说法如何能够延续下去,甚至盖过累积的证据。吗啡的历史为一种反复出现的公众失误提供了早期案例——人们未能记住医疗热忱与扩大药物可及性可能带来的后果。

依赖、污名与历史记忆

在这些历史进程中,依赖的社会意义也发生了变化。19世纪,由医疗开始的用吗啡经历可能免受污名,因为它始于医生的批准。在本书对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周边后来那场流行危机的报道中,许多家庭最初因羞耻而隐瞒自身经历;2012年,许多人仍不愿公开发声。寻求治疗的人还可能面临另一种评判——尽管麻醉品匿名互助会官方接受药物辅助治疗,苔丝·亨利仍因服用丁丙诺啡治疗药物而觉得自己在互助会聚会中受到污名化。这些事例并非关于吗啡使用的叙述,却凸显了两种观念之间的反差——一种将依赖视为治疗的后果,另一种则把依赖当作道德缺陷。

因此,在本书的时间脉络中,吗啡的作用不只是一种早期药物。它的发现、已知的戒断效应、大规模医疗使用以及监管失效,共同构成一段历史,后来的种种承诺都可以据此衡量。危险清晰可见;一再失效的,是公众记忆——倘若人们记得这些教训,它们本可以产生切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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