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倡议

希望倡议是罗阿诺克的一项计划，旨在把警方与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的接触转变为通往治疗的途径，而不是让他们进一步陷入刑事司法系统。该计划构想为公私合作项目，部分由受过培训、被称为“天使”的志愿导师参与运作，试图帮助人们在支离破碎的照护体系中找到出路。它的希望与局限同时显现——家人和志愿者可以提供持续支持、实际帮助与人际联结，但仅凭他们自身无法增加治疗床位、消除经济障碍，也无法解决关于康复应当采取何种形式的争论。

起源与目的

这项计划源于克里斯·帕金斯对罗阿诺克海洛因问题日益严重的担忧。当时，这位即将退休的罗阿诺克警察局长已在警队服务二十四年，却仍全天候关注犯罪报告，并希望把这项倡议作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重大项目。他借鉴了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的做法；当地警察局长约瑟夫·坎帕内洛曾为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交出毒品并寻求治疗，而不是面临逮捕。到2017年初，格洛斯特模式——警察协助成瘾与康复倡议——已推广至二十八个州的两百家警察机构。罗阿诺克的对应项目后来被称为希望倡议。

帕金斯的提议试图改变执法部门与成瘾者接触时所处的情境。该项目不再把逮捕当作默认应对方式，而是提出以参与者保持戒断为条件，为他们提供治疗。计划希望以此激励人们把成瘾视为一种疾病来应对；如果参与者保持清醒，就不再干预他们。帕金斯也意识到，依赖监狱会带来一个实际问题——许多人出狱回到街头时，接触到的毒品关系比入狱前更多。然而，他的计划依赖医疗服务提供者、刑事司法机构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而这些机构并没有共同的做法，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系运作。

志愿者、家庭与地方网络

希望倡议的“天使”不只是发放一份电话号码清单。受过培训的志愿者会帮助人们寻找治疗，在艰难且容易复发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并协助他们联系当地的住房、心理健康和就业资源。这一模式类似随时待命的康复支持伙伴，同时还会帮助人们应对社会服务体系。该项目计划在布拉德利免费诊所开展；这家长期服务于老西南区工薪阶层的诊所所在地区，海洛因使用日益增多。

首批志愿者亲身了解成瘾如何影响家庭。诊所执行主任珍妮·安德伍德参加第一次会议时，不只是以一家非营利诊所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也是鲍比·贝利斯的母亲；鲍比在使用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后死亡。多年来，她眼看着儿子在戒毒康复机构与监狱之间辗转；他在一次受伤后接受手术，并被开具奥施康定，随后对药物产生依赖。在一次为期三年的监禁期间，他接受了治疗，还接受了暖通空调工作的培训。获释后，他回到罗阿诺克，住在母亲家地下室，在新工作上似乎进展顺利。三个月后，他探访老朋友，最终使用掺有芬太尼的海洛因并因此丧命。珍妮成为第一位承诺参与希望倡议的志愿者。

杰米·沃尔德罗普是第二位志愿者，她的儿子克里斯托弗也受到成瘾问题影响。她的家庭与珍妮的家庭早已因隐谷年轻人相互交织的社交与治疗网络而有所联系。项目志愿者还包括特伦斯·恩格尔斯，他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在自己从服用处方奥施康定发展为成瘾并过量用药后，他成为治疗顾问。他的工作包括鼓励年轻人接受治疗——有保险者可通过全国性服务机构就医，其他人则只能依赖范围有限的地区性和慈善资源。志愿者的背景各异，但他们投入了同一项工作——帮助人们在一个服务难以寻觅、急需时又往往无法获得的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去处。

转介体系与实际障碍

到2017年初，志愿者已花费数月时间整理一份五页的电子表格，列出美国东南部三十六家康复及后续照护服务提供者。该清单旨在根据潜在患者的经济状况和床位供应情况，为他们匹配项目。每月第二个星期一，人们可以前往布拉德利免费诊所；如果没有未执行的逮捕令，就可以与受过培训的志愿者配对，共同梳理照护需求。社会服务工作者可协助符合条件的参与者申请医疗补助计划。一些志愿者还帮助安排门诊药物辅助治疗，不过“天使”们对这种治疗的价值看法不一。

电子表格让人们看到了可选方案，却无法保证他们能够获得服务。治疗能否实现，取决于机构是否有空余床位、患者是否负担得起费用，以及影响谁能进入或留在项目中的机构规定。在一次转介尝试中，一名希望倡议志愿者与一位患者的父亲安排了州外治疗，但转接仍取决于能否让患者在戒毒期间多留一天，以及能否在别处安排一次家庭会面，因为戒毒机构不允许在其场所内举行会面。这件事说明，当一个人在不同服务之间辗转时，原本可能出现的治疗机会会多么迅速地变得狭窄。

在努力打通从急诊照护到治疗的衔接时，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急诊医生凯伦·库尔与希望倡议协调员谢丽·哈特曼探讨了一种借鉴安大略省的转介体系——过量用药患者可从急诊室直接转至门诊药物辅助治疗和咨询服务。她们遇到的问题包括药物治疗提供者不足、戒毒和治疗床位短缺，以及官僚程序、经济和法律障碍。旨在改善转介衔接的拨款申请未获成功。在此期间，医院社会工作者将一些经抢救后脱离过量用药危险的患者转介给希望倡议；在协调一致的医疗转介路径尚未建立时，志愿者便尽力提供帮助。

信任、治疗分歧与规模局限

该项目还必须在那些可能担心求助会招致进一步惩罚的人群中建立自身信誉。在诊所，警察没有对在停车场使用毒品的参与者采取干预，因为他们知道执法可能会阻止人们前来求助。珍妮·安德伍德仍在哀悼鲍比，起初并不支持减害或药物辅助治疗，但她努力保持开放态度。志愿者经常在自己的手机上接到电话和信息，联系者包括悲痛的父母，也包括一名有自杀倾向的年轻男子。珍妮承担的工作超出了她原先的预期；那名男子在计划好的探访前去世后，她说自己觉得已变成危机处理中心，而且力不从心。

首月的数据既显示了接触人数，也显示了流失情况。二十二人来到希望倡议。志愿者看到，一些反复求助并保持联系的人出现了进展，但截至当月月底，没有人进入住院治疗，只有少数人获得了门诊药物辅助治疗。珍妮精疲力竭，因压力引发的眩晕在工作时昏倒后，同事不得不呼叫急救服务。从初次接触到持续接受照护之间的落差，并非仅仅源于努力不足——该项目面临服务能力有限、获取服务流程复杂，以及成瘾影响一个人计划并坚持完成后续步骤等问题。

对药物治疗的分歧让这条求助路径更加复杂。一些“天使”认为，不应该用另一种药物来治疗成瘾，尽管已有证据支持药物辅助治疗。这种分歧反映了该地区更广泛的紧张关系——即使有人与志愿者建立了联系，在康复环境中仍可能因为使用丁丙诺啡而遭受评判或被拒绝。希望倡议可以帮助安排药物治疗，却无法让每个服务提供者或互助团体都接受这种治疗。

到项目成立一周年时，已有132名成瘾者来到希望倡议；进入住院治疗并保持戒断的人不足十名。这一结果衡量了转介与建立持久治疗联系之间的距离，也阐明了该倡议在书中的意义：“天使”们的工作使人们看见，跨越警察、医院、戒毒机构、治疗服务提供者和家庭之间的鸿沟需要付出多少劳动。该项目提供了一座地方性的桥梁，也提供了一种不把逮捕当作唯一选项的应对方式；但当周围体系的服务能力和规章制度开始发挥作用时，这座桥梁便到达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