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洛因

在阿片类药物危机中，海洛因既是一种特定药物，也是依赖所催生的市场中反复出现的应对手段——它最初被作为吗啡的更安全替代品推向市场，后来因禁制而被迫转入地下，最终在处方阿片类药物变得难以获得时，成为一种非法替代品。本书追踪这种物质在这些变化中的历程，从世纪之交的药店到当代乡村与郊区社区，展现供应变化如何将成瘾带入新的地方，却未能消除其根本需求。

从吗啡替代品到商业产品

十九世纪末，人们寻找吗啡替代品的努力，为二乙酰吗啡——后来以海洛因之名上市——创造了机会。拜耳化学家海因里希·德雷泽接触到一位英国化学家早先的研究；后者于1874年合成了这种化合物。这种药物的效力是吗啡的两倍多，而吗啡本身据称比鸦片强十倍。当时肺炎和结核病是主要死因，抗生素尚未问世，德雷泽看到了开发止咳药的潜力——它的效果可以媲美可待因，却不会带来人们熟知的成瘾特性。

安全性的承诺塑造了这种药物早期的身份。德雷泽命令一名实验室助理合成这种药物后，监督了最初在兔子和青蛙身上进行的测试，随后又在自己和拜耳染料厂员工身上测试。他向德国医学科学院介绍这种药物，称其可用于治疗哮喘、支气管炎和结核病，也可广泛治疗感冒、流感、关节痛和婴儿疝痛等病症。拜耳还进一步将其宣传为治疗酗酒和吗啡滥用的药物。本书将其中的矛盾置于叙述核心——一种阿片类药物被当作另一种阿片类药物依赖的疗法出售，而其抑制呼吸的能力则被说成一种治疗效益。

药店、家庭使用与禁制

到1899年，拜耳每年生产一吨海洛因，并在二十三个国家销售。在美国，它被加入止咳糖和安抚婴儿的糖浆中，无须处方即可在药店买到。购买者并不只有退伍军人或已被认定为成瘾者的人——本书描述的使用者群体十分广泛，包括理发师、教师、店主和家庭主妇。只要供应稳定，且使用量没有超过他们能够控制的程度，许多人就能维持日常生活并隐瞒自己的用药情况。因此，这种药物进入日常医疗，并没有减轻依赖的后果，只是让它变得不那么显眼。

这种商业信心与警告并存。医生批评把吗啡和注射器留给患者自行使用的做法，一些研究人员也质疑人们对海洛因毒性了解得是否充分。1906年，美国医学会警告说，这种习惯很容易形成，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1910年代和1920年代，纽约和费城涉及海洛因的住院病例增加，官员们开始认识到，受伤患者和娱乐性使用者都可能出现成瘾。《哈里森麻醉品税法》于1914年通过，大幅限制海洛因及其他麻醉品的销售和持有；1924年，美国禁止生产海洛因。

禁制改变了人们获取药物的方式，也改变了药物的社会含义。本书描述称，到1930年代，典型的海洛因使用者已是工人阶级人士，其中包括移民的子女，以及越来越多的爵士乐手和其他创意工作者。此时，犯罪网络成了药物供应者，而使用者为了避免戒断，不得不依赖这些网络。公众视野中的这类人越来越多地被贴上“瘾君子”的标签，并被当作罪犯而非患者对待。早先那些经医生认可、来自中产阶级的阿片类药物使用者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法律边界改变了供应体系和公众对成瘾者的认知，却没有消除使非法市场获利的需求。

从药丸转向海洛因的现代变化

本书将这段早期历史与现代阿片类药物流行危机并置。贯穿其中的核心连续性，是吗啡分子在不同产品和分销体系之间流转——从奥施康定以及维柯丁、百克等其他处方止痛药，转向海洛因，后来又转向效力更强的合成类似物。现代的转变并非沿着固定的乡村至城市路径发生。叙事从煤田地区展开，以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为起点，随后追踪海洛因进入郊区社区，并沿着81号州际公路向北传播。到2000年代中期，海洛因已进入罗阿诺克附近的住宅区，尽管起初人们并未普遍承认它的存在。

在这段叙述中，供应与依赖相互强化。当处方药变得过于昂贵或难以取得时，非法卖家便能满足那些害怕药物耗尽、担心出现戒断的人们的需求。本书将这一机制与早期时期联系起来——当限制措施改变了人们获取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方式后，犯罪卖家便填补了市场空缺。本书还记录了地方市场扩张之快——2012年和2013年，罗尼·琼斯的贩运活动从少数几名使用者扩展到数百人，蔓延至弗吉尼亚州西北部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西的社区。2013年罗尼·琼斯被捕后，供应中断，刚刚形成依赖的人们便转而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等大城市寻找毒品。

更广泛危机中的一种物质

按照本书的年代脉络，海洛因并非这场流行危机的最终形态。叙述追踪从处方止痛药到海洛因、再到合成阿片类药物的转变，将海洛因呈现为不断变化的毒品供应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场孤立的危机。书中后来对卡芬太尼的记述称，这是一种效力为芬太尼一百倍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一批卡芬太尼抵达后，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有二十六人在一天之内出现呼吸衰竭。这一事件标志着市场危险性加剧——一种熟悉的药物可能被效力强得多的类似物取代。

这场危机的规模赋予了这些地方性转变全国性的分量。本书报告称，在此前十五年里，药物过量已经导致三十万名美国人死亡；当时的专家还预计，未来五年将再有三十万人死亡。这些数字所呈现的，并非一连串互不相关的事件，而是在医疗供应、限制措施、非法供应与新形式的药物暴露之间持续往复的漫长历程。当代后果也通过个人经历呈现出来——十九岁的儿子杰西·博尔斯特里奇去世后，克里斯蒂·费尔南德斯开始寻找他迅速陷入成瘾的过程中缺失的细节，包括他如何从一名高中生和建筑工人，变成海洛因过量死亡统计数字中的一员。她的探寻使总量数据无法解释的个人代价显现出来。

本书最终呈现的是，海洛因的意义并非仅由其化学性质决定。这种曾被作为非成瘾药物出售的药物，变成了遭禁制的商品；一种曾与城市非法市场相关联的毒品，后来出现在乡村城镇和郊区社区；随着处方药和非法药物供应不断变化，使用者也一次次被推向任何能够满足其依赖的市场。反复出现的模式并非每一种药物或每一个社区都完全相同，而是商业保证、药物获取、限制措施与替代品相互作用，可能将这场流行危机从一个群体和地方带到另一个群体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