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霍法在刘易斯堡服刑

詹姆斯·里德尔·霍法在刘易斯堡服刑，既意味着自由受到严厉限制，也是他争取保住权力斗争的延续。他带着合计十三年的连续刑期进入联邦监狱，但围绕他的障碍并未彻底切断其影响力——律师传递消息，访客提供处理事务的机会，而他仍担任工会职务，他可能重返领导岗位一事继续影响着外界局势。

定罪与入狱

芝加哥养老金基金案源于霍法挪用工会资金为自己谋利，并用资金掩盖先前的一次挪用。沃尔特·谢里登概述了事情经过——霍法从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成员那里拿走了四十万美元，随后又从同一批成员那里动用五十万美元偿还，赶在第一次挪用成为法律问题之前还清。在交叉询问中，布莱尔大厦一套位于迈阿密海滩的顶层公寓租约成为一项尖锐的证据。霍法承认公寓是他本人租下的，租约也是他本人签署的；当被要求确认签名时，他发现自己签的是“J.R.霍法”。

1964年7月26日，陪审团裁定霍法及七名同案者养老金基金诈骗罪名成立。8月17日，他又被判处五年监禁，与查塔努加陪审团贿赂案中判处的八年刑期连续执行。经过多年法律程序，这合计十三年的刑期最终使他于1967年3月7日下午3时30分抵达宾夕法尼亚州的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距其陪审团贿赂案定罪三年零三天。本文通过监狱的入监程序描写他入狱——霍法接受了除虱处理、拍照和指纹登记，并换上蓝色牛仔布囚服。

他的入狱很快被塑造成一种公众形象。3月17日一期《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囚犯33298-东北区——詹姆斯·里德尔·霍法——一个大步流星走过漫长寒冷旅程的人》的摄影报道。一张照片展示了一颗印有霍法照片、写着“时时刻刻想着你”的情人节爱心。这张情人节卡片多年来一直挂在谢里登的司法部办公室门上。这幅画面把私密的纪念物与囚禁的景象并置，而摄影报道并未断言监狱究竟意味着霍法工会权力的终结，还是他重返之前的一段暂停。

监狱制度及其例外

刘易斯堡的规定严格控制日常联系。霍法每月可接受非律师探访三小时，访客须列入获准名单，且名单仅限家人。囚犯没有电话使用权，写信也只能寄给亲属和律师名单上的七个人；往来信件均须接受审查。工会干部不得探望或写信给他。这些限制使监狱成为他领导工会的一道真实障碍，而不只是换了一个地址。

这些规定也使法律身份具有实际影响。处理尚未结案诉讼的律师不受家属探访限制；霍法的儿子是工会律师，因此最多可以每周探望他一次。霍法抵达时，芝加哥案的上诉仍在审理中，尽管陪审团贿赂案的上诉程序已经走完，因此有多名律师有理由前去探望他。弗兰克·拉加诺与霍法商谈，并替他向工会及黑帮人物传递消息。莫里斯·申克负责他的假释策略以及争取总统赦免的行动；比尔·布法利诺则定期以律师和顾问身份探望他。于是，法律探视成为霍法继续处理牢房之外事务的一条渠道。

对于没有钱、附近没有亲属、也没有律师团队的囚犯来说，这些规定造成的负担要沉重得多。霍法为弗兰克·希兰安排“工作面试”，让无法利用有限探访时间的年轻囚犯有机会见面。会面在餐厅举行，希兰坐在霍法身旁，而霍法与一名律师商谈。希兰回忆说，他会扯一下自己的衬衫，示意年轻人去狱中厕所，这样两人便有机会谈事，同时警卫会把目光移开。本文将这种非正式安排与官方限制并列呈现——能否接触，不仅取决于书面规定，也取决于私人关系以及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往来。

工作、用餐与外部事务

希兰的探访既涉及实际安排，也延续着熟悉的社交惯例。他帮一名囚犯加里寻找建筑业工作，因为找到工作可能提高囚犯获准假释的机会。加里出狱后不久便遭杀害。希兰还帮过因银行抢劫而身在刘易斯堡的查理·艾伦；据希兰所说，霍法请他替艾伦找工作，他后来确实给了艾伦一份工作。艾伦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线人，并出庭指证希兰，使这番援助成为后续背叛的一部分。在本文叙述中，监狱关系并未止步于高墙之内，而是在外界发展出后果。

并非每次探访都在谈生意。花三美元，希兰便可以和囚犯一起吃午饭；星期三供应霍法喜欢的意大利面和肉丸。希兰把自己的肉丸给他，两人有时只是坐着聊天。霍法还拿希兰和比尔·伊莎贝尔在芝加哥埃奇沃特海滩酒店套房里吃西瓜的事打趣。他当时不知道两人往西瓜里灌了两夸脱朗姆酒，又把西瓜封好；在刘易斯堡，他从一些与托尼·普罗文扎诺有关联的布鲁克林人那里学会了这个把戏。在法律周旋之中，这些细节为两人的关系增添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在旨在管控联系的制度下，食物、玩笑和共同回忆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访客和传递的消息让外界事务始终处于视野之中。希兰说，有人正把钱送给约翰·米切尔，以配合霍法争取假释或赦免的努力；资金来自拉斯维加斯赌场抽头，或霍法自己的钱。拉塞尔·布法利诺、菲茨、马塞洛和特拉菲坎特据称都是最初试图提供帮助的人之一。霍法担心菲茨没有尽力而为，但一开始并未把拖延看成背叛。因此，监狱并非权力就此停止运作的地方，而是一个受限的运作据点；一个仍须借助中间人办事的关系网络，继续在此运转。

假释、疏远与囚禁的意义

霍法的首次假释申请于1969年11月遭到驳回。他的芝加哥案仍在上诉，该案判处的五年刑期依然是阻碍他获释的因素。尽管他有诸多关系，也可能曾预期新一届政府会给予有利对待，申请仍被拒绝。下一次符合申请资格的日期是1971年3月，此时的政治利害更大——如果届时获释，霍法有可能赶上7月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卡车司机工会大会，并争取连任国际主席。

这一前景加剧了他缺席期间围绕工会控制权展开的斗争。1971年初，弗兰克·菲茨西蒙斯表示，如果霍法未能在3月获得假释，他就会竞选主席。霍法仍担任工会职务，包括国际主席；本文指出，他的定罪不属于《兰德鲁姆—格里芬法》所列的违法行为，因此不会自动使他在五年内丧失担任工会职务的资格。监狱限制了霍法的行动，却没有立即抹去他对领导权的正式主张。但他可能重返工会，也给继任者带来了挑战这一权威的理由。

在刘易斯堡，本文笔下的霍法逐渐从一个能够安排探访、向外界伸展影响的人，变成一个困在重复生活中的身影。他被比作费城动物园里的一只老虎，在笼中来回踱步，注视着人群。这一形象并未否定他继续处理事务或影响政治的能力，而是将这种影响力与日益界定其日常生活的囚笼并置。刘易斯堡困住了他，却没有使他失去力量。这些事实之间的张力——囚禁与接触、孤立与影响、可能复出与继任权争夺——构成了他服刑经历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