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境构成了书中弗兰克·希兰和詹姆斯·里德尔·霍法早年生活的社会背景——工作不稳定，钱财匮乏，甚至基本生活所需也可能取决于一天的工资。这种困境并非只是背景中的一个年代。希兰通过拖欠房租、借穿衣物、童工以及父亲从事的危险工作来回忆那段岁月；霍法早期的工会生涯，则同样源于工人不稳定的处境。

希兰童年中挥之不去的困境

希兰记得自己九岁时，也就是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开始之际；但他描述的家庭贫困，比这个官方起始年份更早，也更持久。在他的回忆中，家里一直没钱，周围的家庭也一样。这一区别很重要——困境并非从安逸生活中突然跌落，而是成长过程中的寻常处境。

父母买不起复活节穿的新衣，尽管他的弟弟和妹妹都得到新衣服。父亲建议希兰戴着弟弟的新帽子站在窗边，好让邻居以为他也有一顶新帽子。圣诞节时，孩子们共用一双可调节尺寸的金属溜冰鞋。希兰靠修剪草坪赚到钱后，父亲有时会等他拿到报酬，拿走面额较大的硬币，只留给他一角钱。这些细小而具体的往来，展现了有限的钱财如何紧紧支配着家庭生活，也影响着孩子能否支配自己挣来的钱。

住房和就业同样不稳定。一家人辗转于天主教徒聚居的社区；希兰的父亲一旦拖欠房租，他们往往就得迅速搬离公寓。他的父亲做过钢铁工人，在高空作业，包括在费城的本·富兰克林大桥上工作；工人面临坠落身亡的危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能找到的工作报酬较低，也更局限于当地——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达比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及学校担任教堂管理员和学校看门人。书中通过一家人仓促搬迁的经历，以及维持住所所依赖的工作所伴随的危险，展现了这种不安定。

工作、工资与“草莓男孩”罢工

霍法早年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相似却又不同的经济压力案例。他生于一九一三年，七岁时父亲便去世；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他的母亲在汽车厂工作养家，霍法十四岁时便离开学校帮母亲。和希兰一样，他也在大萧条时期的环境中长大，但叙事进一步写到一场影响了他公共生涯的工作场所纠纷。

一九三二年，十九岁的霍法在底特律的克罗格食品公司装卸农产品。工人每小时工资为三十二美分，其中二十美分以信用额发放，只能在克罗格门店兑换。他们必须在下午四点半报到，开始十二小时的班次，并留在装卸平台上；没有卡车需要装卸时，他们只能无薪等待。因此，名义上的时薪并不意味着能保证赚到一整个班次的工资，而且部分报酬只能用于购买食品。

一个炎热的春日午后，一批从佛罗里达州运来的新鲜草莓抵达。霍法示意工人停止将草莓搬进冷藏车，直到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并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保证每个十二小时班次至少有四小时的工资。克罗格公司面临草莓腐坏的风险，最终让步，并给予这个新成立的单一企业工会为期一年的工会章程。这件事在书中对大萧条时期普遍无力反抗的描述中显得格外突出——工人有时能够迫使雇主让步，但只有把雇主眼前的弱点转化为施压筹码，才能做到这一点。

救济、镇压与力量不平等

书中将“草莓男孩”罢工的胜利与一九三二年的奖金军进军华盛顿并置。当时，数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处境艰难，要求国会提前发放原定于一九四五年支付的奖金。赫伯特·胡佛总统命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驱散华盛顿的游行者。军队动用了部队、坦克和催泪瓦斯；书中称，陆军杀死了两名退伍军人，并使其他人受伤。这种并置将有限的工作场所胜利，与更严酷的力量展示放在一起，展现工人和退伍军人面对强大机构时能拥有的筹码何其有限。

这些事件赋予经济背景以政治层面。在克罗格公司，草莓可能腐坏的威胁帮助工人争取到工会承认和工资保障。在华盛顿，退伍军人的困境并未阻止政府动用武力驱逐他们。这种对比并非声称两场对抗完全相同，而是表明结果取决于力量对比，以及当事人能够采取何种施压方式。

以此为背景展开的后续叙事

书中在讲述希兰与霍法后来如何卷入彼此的生活之前，先回到两人经历大萧条的童年。在后续事件中，希兰描述了自己开车送罗萨里奥·布法利诺参加会议，也提到自己身处一个由全国各地显要人物构成的关系网络。开篇还提到，霍法电话旁发现了一本黄色便笺本，上面写着“拉斯与弗兰克”两个名字；书中并将希兰和布法利诺列为霍法失踪后的主要嫌疑人。这些后来的事实展现了希兰从童年处境走过的距离，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证明贫困就是他后来行为的原因。

相反，大萧条时期的材料为书中两名男子提供了共同的历史起点——他们的道路先是分岔，随后又在劳工政治中交汇。对霍法而言，不稳定的工作直接构成了组织工人的场域；对希兰而言，家庭匮乏和工作不稳定构成了他记忆中的生活世界，他后来从那里进入霍法的圈子。经济困境说明了他们早年生活展开时所处的条件，而叙事则让读者根据书中讲述的具体关系和决定，理解他们后来的结盟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