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指纹识别
我将消失在黑暗中:一个女人对金州杀手的执着追踪DNA指纹识别是将生物材料转化为遗传图谱的过程,可以识别可能的来源,并把不同案件中的证据联系起来。在本书中,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某一次实验室突破,而在于一系列变化——检测变得更加灵敏、数据库能够比对图谱,以及调查人员学会用新工具重新审视旧证据。这种方法可以为调查提供强有力的线索,但其应用依赖于可用样本、谨慎比对,以及耐心地将匹配结果转化为案件证据。
发现与原理
1984年9月,英国科学家亚历克·杰弗里斯发现了DNA指纹识别。本书将这一进展描述为对法医学和刑事司法产生持久影响的变革。叙述简要回溯了杰弗里斯的童年时期——他早年在卢顿逐渐萌生科学兴趣;然而,真正带来决定性变化的,是他的研究使人们能够比对个体的遗传模式。
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存在于人体几乎所有细胞的细胞核中,红细胞除外。法医科学家从生物样本中提取可用的DNA,再对其进行分离、扩增和分析。图谱由DNA重复单元的序列决定。本书将由此产生的标记比作人类条形码——早期检测只能提取并分析少数几个标记,而文中介绍的标准CODIS图谱使用十三个标记。书中指出,除同卵双胞胎外,两个人拥有相同条形码的概率约为十亿分之一。
这种统计上的独特性赋予了该方法效力,但图谱并不能完整说明犯罪经过。它可以识别生物来源,或显示不同图谱相符;调查人员仍须结合案件情况,解释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本书强调细胞层面的确定性,描述了法医比对所追求的目标;而更广泛的叙述则表明,这一结果还必须被纳入调查之中。
从繁复检测到冷案
第一代DNA检测与如今的方法大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初,橙县犯罪实验室开始采用检测技术时,处理单个案件可能需要刑事鉴定人员长达四周。样本必须足量且保存完好——书中举例说,血迹需有约一枚二十五美分硬币那么大。相比之下,后来的技术只需少量散落的皮肤细胞,几小时内便可生成遗传指纹。
较早使用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速度缓慢,并且需要大量未降解的DNA。在书中所述时期,州级数据库仍在使用这种方法,但其要求使之不适用于随着时间推移而劣化的证据。橙县犯罪实验室采用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与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本书将这一变化比作以高速复印机取代手工抄写数字的劳动——这种方法速度更快,也能处理数量较少或已经降解的样本。它成为书中所述法医检测的支柱。
随着实验室开始重新检验旧案,这些改进的价值逐渐显现。1996年6月,橙县一次冷案比对确认,狱中囚犯杰拉尔德·帕克是一名连环杀手,对五名女性的死亡负有责任。数据库匹配还促成一名男子立即获释;他因袭击一名幸存者而入狱,已经服刑十六年。匹配成功时,帕克距离获释只剩一个月。对调查人员而言,这一结果表明,保存下来的证据可能比最初的调查以及围绕调查形成的假设留存得更久。
数据库与法医网络
1994年《DNA鉴定法》确立了联邦调查局维护全国数据库的权限,并由此建立了CODIS,即综合DNA索引系统。本书描述了一套分层流程——地方犯罪实验室将身份不明的犯罪现场图谱和符合条件的嫌疑人样本录入州级数据库;州级系统在州内核实并比对样本,随后将图谱上报,以供全国范围内比对。书中称,在加利福尼亚州,录入州级系统的样本每周二都会自动上传。
该系统起初并非后来那种快速而全面的网络。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据库仍在发展,实验室依赖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等要求严苛的方法。1995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橙县的检察官、侦探和刑事鉴定人员将旧未破案件的证据送交位于伯克利的新设加利福尼亚州司法部实验室;该实验室收录了四千份已知暴力罪犯的图谱。州级数据库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提交冷案证据有助于其发展。
未结案件的规模相当可观。1972年至1994年间,橙县调查了2479起凶杀案,侦破了1591起,留下近900起未破案件。复查策略优先处理涉及性侵害的凶杀案,因为这类案件的犯罪者可能会重复作案,也可能留下适合进行DNA分型的生物材料。即使无法立即找到匹配项,单个案件的图谱仍可能发挥作用——与其他案件的证据进行比对,或许能揭示案件由同一人所为,并为调查人员提供新的方向。
前景、局限与匹配背后的工作
本书在介绍实验室分析的同时,也呈现了不那么显眼的证据整理工作。米歇尔开始为官方报告提到的人物、地点和物件编制索引,以便查找调查细节、区分不同人物,并发现受害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2016年1月,米歇尔和保罗·霍尔斯获准查阅橙县警长局保存的六十五箱档案。米歇尔购买了两台高速扫描仪,使报告能够被检索并与调查人员共享。DNA检测可以进行比对;档案与经过整理的记录则有助于调查人员理解这项比对在何处发挥作用。
利用消费级遗传数据库进行搜索的设想,将比对的范围扩展到了CODIS之外。本书指出,23andMe拥有一百五十万份图谱,Ancestry.com拥有二百五十万份,由此产生一种可能性——犯罪现场图谱或许能通过某位亲属指向犯罪者。但这些公司以隐私和服务条款为由,不愿与执法部门合作。相关法律问题涉及隐私以及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米歇尔有一份纸面图谱,却没有可提交的实物样本;叙述也区分了她所设想的可能性与调查人员能够直接采用的既定途径。
凯瑟琳·隆巴多悬而未决的谋杀案进一步提醒人们,具有吸引力的调查疑问本身并不是答案。尽管后来受到关注,这起案件仍未侦破。DNA指纹识别改变了实验室从生物痕迹中提取信息的能力,也扩大了比对这些痕迹的范围;但它并不能保证每起案件都能找到可用样本、获得匹配结果或查明答案。其效力取决于周围的整套体系——保存完好的证据、可行的技术、数据库、法律界限,以及能够将结果与人的经历联系起来的调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