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的临床抑郁
疯人院斯特拉的临床抑郁,表现为那些曾帮助她忍受日益破碎生活的脆弱日常惯例与浪漫幻象彻底崩塌。埃德加·斯塔克在切斯特被捕,令她逃离的希望破灭;此后,她的抑郁便与查理溺亡以及斯特拉未能呼救密不可分。叙述将她的内心体验——绝望、麻木与疏离——同家人、警方和精神科医生的判断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给出的解释并不尽相同。
背景与逃离希望的破灭
斯特拉还未满二十岁便嫁给了马克斯·拉斐尔;围绕她的病情展开的事件发生时,他们的儿子查理已经十岁。1959年夏天,马克斯成为副院长后,一家人从伦敦搬到了收治斯特拉与埃德加的医院。正如精神科医生后来所理解的那样,这段婚姻并未让斯特拉满足;她受挫的欲望与她对埃德加的迷恋纠缠在一起。埃德加是一名病人,因妄想妻子不忠而杀害了露丝·斯塔克。这段经历本身并不能解释斯特拉的抑郁,却展现了她围绕埃德加构筑的危险爱情故事,以及她后来难以割舍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逃亡的前景让这个故事有了未来。埃德加穿着马克斯的衣服逃出医院;那些衣服是他从拉斐尔家花园尽头的树林藏身处取回的。他随后前往伦敦。这次逃脱暴露了医院对外出劳动小组监管上的漏洞,也让马克斯因未能及时查明埃德加的下落而受到怀疑。然而,对斯特拉来说,决定性的打击来得更晚——埃德加在切斯特被警方找到并拘押,当时那里距离她只有十二英里。叙述者指出,这一消息让逃亡幻想破灭,斯特拉也由此陷入真正的临床抑郁。支撑她的并不只是再次见到埃德加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想象中的生活——摆脱婚姻与家庭的束缚。
日常生活中的绝望
斯特拉的抑郁首先表现为她努力熬过寻常时光。夜里她无法入睡。在寒冷、令人发抖的屋子里,她穿着针织衫、睡裙、羊毛袜和晨衣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思绪在查理老师的警告、她与特雷弗·威廉姆斯的婚外情,以及她与埃德加在伦敦共度的数周的回忆之间游移。她对埃德加的记忆仿佛正像旧照片一样褪色,于是她试图借助云的形状、鸟鸣和他们曾共同欣赏的花朵,留住两人之间的联系。她在克莱德温或切斯特寻找他时,一再把陌生人错认成自己希望见到的那个人。即便只是短暂地感到振奋,也足以让她维持这种仍与他相连的幻觉。
家庭生活并未给她带来相应的慰藉。在一次与查理有关的痛苦遭遇之后,斯特拉担心自己开始把他看成马克斯的延伸,因此也把他视为针对自己的阴谋的一部分。她知道这种反应并不公平,却似乎无法阻止自己这样想。她没有告诉马克斯发生了什么,而那天晚上马克斯也没有主动与她谈起此事。沉默与疏离逐渐取代了家人之间寻常的交流。
然而,斯特拉仍紧抓着做家务和准备饭菜这些事不放。绝望一阵阵袭来时,铺床、洗衣、做晚饭和洗碗,为她难以忍受的日子赋予了形状。她做这些事并非为了修复人际关系;她依靠这些事情支撑自己,把它们当作一种结构,在家庭分崩离析时维持不倒。她的视野收缩到一个眼前的目标——熬到睡觉时分而不至于发疯。这些日常惯例既是一种有限的自我维系方式,也说明她几乎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对未来抱有什么期待。
查理溺亡与麻木体验
在克莱德温荒原的一次学校郊游中,斯特拉的精神状态成为一场灾难的核心。在池塘边,查理正在浅水处寻找蝾螈,斯特拉却感到阵阵黑浪袭来,地面仿佛起伏摇晃,空气中似乎还蒙着一层黑色尘埃。隔着一层仿佛沉重纱幕的东西,她看不清查理。查理失去平衡,在较深的水中挣扎时,她没有呼喊,也没有上前施救。她转身去抽烟,看着他沉入水中,并一遍遍重复那套严密控制的动作,把香烟送到唇边。
叙述既通过斯特拉受损的感知呈现这一连串事件,也呈现她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可观察到的事实。她的疏离并非事后找借口——那正是她当时的体验形式,周围的情景似乎遥远,而她的身体则分开做出受控制的动作。但后果立即显现。休·格里芬报告说,查理当时正在尖叫,而斯特拉站在那里抽烟;他认为,如果有人及时发出警报,男孩或许能够获救,不过后来有人根据事发距离对此可能性提出异议。改变公众看法的,不只是介入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还有斯特拉看起来毫无反应这一事实。她被重新塑造成一个眼看孩子溺水却不愿施救的母亲,人们称她不近人情、邪恶、像怪物,或是疯了。
被警方拘押期间,斯特拉无法给出调查人员想要的解释。她被还押、关进牢房并反复接受盘问;她形容自己麻木而空虚,与那个被带着从一间房转到另一间房的女人疏离开来。她的感知发生分裂——她从自己心灵中一道设有壁垒的部分看着自己,仿佛也从几英尺高、偏向一侧的地方看着自己。精神科医生的到来,带来了她几天来感受到的第一丝微弱情绪。在他表示同情后,她哭了出来。随后,她能够放松对事态的紧抓,在药物作用下入睡、昏沉过去,并告诉他自己在水中看见了什么。这次探访成了她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精神科医生则安排后续的访谈和出庭,以尽量减轻她的痛苦。她把接下来展开的法律程序交由他处理,而不是试图自己弄明白。
医院中的康复与悲痛回归
回到医院后,起初病情好转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表达痛苦。斯特拉得知,在楼下病房,病人被要求表现得仿佛接受了受禁闭的处境;平静、克制的行为会被视为进步。在她看来,这造成了鲜明区别——楼上病房的病人显得精神失常,楼下病房的病人则压下痛苦的迹象,并享有更多隐私与行动自由。转入楼下病房后,她获得了这些有限的自由,包括获准穿自己的衣服。这个变化对斯特拉很重要——在入院病房之后,她穿上深色裙子、奶油色衬衫并别上胸针,重新展现了个人风格。精神科医生观察到,她的动作和表情变得更缓慢,也更有意识。
几个月后,精神科医生认为埃德加已不再主宰斯特拉的思绪。他注意到的反而是,她似乎开始重新面对那份自己一直无法正视的丧失。斯特拉说,她做了可怕而模糊的梦,惊醒时陷入恐慌,随后头痛,耳边还久久回荡着尖叫声。她很快便把这段经历说成一场无聊的噩梦,只要求服用阿司匹林。精神科医生把那些尖叫声解释为溺水孩子的呼声,把这些梦视为愧疚初现的征兆;这些是他的临床判断,并非斯特拉自己已经提出的解释。他认为,这种延迟出现的、对查理之死的面对,表明她的康复正在开始;同时他也明白,消化愧疚将会十分痛苦。因此,她的抑郁从一种由浪漫逃离的破灭和情感退缩维系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悲痛或许终于能够被她感知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