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驾照考试中的系统性腐败
纯真博物馆伊斯坦布尔驾照考试中的系统性腐败,使路考与其说是衡量驾驶技能的中立标准,不如说是一场受任意标准和根深蒂固的走捷径交易市场支配的表演。通过菲颂屡次失败以及她拒绝花钱买驾照的经历,这一过程揭示了官方规则与日常执行之间的差距,也使她最终成功成为一次来之不易的自尊与荣誉宣示。
受任意规则支配的考试
菲颂首先以满分通过笔试,但她第一次路考几乎刚开始就结束了。她启动雪佛兰并开动车辆后,一名考官指责她没有看后视镜。她转身询问对方是什么意思时,考官小组便命令她停车下车。规定要求驾驶者开车时不得向后看,但考官却把她试图弄清批评内容的举动当作终止考试的理由。他们惊慌地跳下车,让菲颂蒙受羞辱。
第一次失败被说成是惯常做法——凯末尔注意到,考生第一次参加考试时都会被判不及格,以此让他们明白驾驶的严肃性。但这一程序所谓的严谨,很快显得与其说是始终如一的评估,不如说是一套必须凭借内情才能应付的机制。菲颂被告知要等四周才能再次考试,而熟悉驾照制度的人则告诉他们,申请者可以通过某家特定茶馆里的关系人弄到驾照。另一个途径是参加收费高昂的驾校课程,由退休交警授课;入学几乎就能保证通过,因为考试委员会成员与警察都是这些驾校的生意合伙人。
走捷径的交易市场
付费课程提供的不只是指导。考生可以驾驶一辆经过改装的旧福特参加考试——驾驶座旁的地板上开了一个大洞,便于他们在停车时看见路面上的彩色标记。藏在遮阳板后面的向导会说明,看到哪种标记时要把方向盘向左打到底,以及何时倒车。这种安排把表面上公开的考试变成了一套可以花钱买到的脚本——考生可以依照隐蔽指示,营造出驾驶毫无瑕疵的表象。
这一制度还要求考生以清晰可见的方式展示服从,远不止于熟练操控车辆。驾驶者或许正确地查看了后视镜,但如果考官看不见,这个动作就不算数;抓住后视镜,才能让国家看得见驾驶者的警觉。一名资深警察向菲颂解释说,这就是“为了自己开车”和“看起来像是为了国家开车”之间的区别。因此,考试考查的不只是操控汽车的能力,也考查考生能否以获准且可见的方式表演服从。
菲颂第二次失败后,人们又劝凯末尔和她行贿,或通过已有的门路办事。这种压力既关乎实际,也令人受辱——驾照生意把教学、警察和考试串联起来,而拒绝接受这些安排的考生只能在同一套制度下反复应考。凯末尔知道,有时多付一笔钱甚至可以完全跳过驾校,但菲颂连付给那些判她不及格的警察一小笔钱也不肯。她明确禁止他瞒着她行贿或托关系,并坚持要他认真对待自己的决定。她的拒绝使这场考试不仅关乎驾驶,也成了原则的考验。
反复失败与坚持
凯末尔继续在耶尔德兹公园教菲颂驾驶。傍晚,两人有时会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喝咖啡和汽水,或去咖啡馆喝茶;这些间歇缓和了练车带来的烦恼,却没有让他们的关系变成无忧无虑的恋爱。他们可以默默坐在一起,看油轮和渡轮驶过,仿佛其他生活的可能性压在两人心头。他们安静相伴的时光,为这场驾照考试赋予了私人生活的长度——每次应考不仅属于行政程序,也属于他们试图共同想象的生活。
菲颂第二次路考要求她完成一项困难操作——倒车驶入一处想象中的上坡停车位。雪佛兰颤抖摇晃时,考官像上次一样命令她下车。考生、退休警察、代写书信者和围观者都聚在一旁观看;一名考官接手方向盘时,有人笑了起来。公开场合加深了羞辱感。但那时,菲颂经过练习已经学会了熟练驾驶,包括往返于练车地点的路程。她在八月初再次失败,却选择放下失望,与凯末尔去海边,而不让考试决定那一天的心情。
此后,夏季的练习中断了,叙述多年后才继续讲述这场挣扎。又经历三次失败后,菲颂终于在1984年初通过路考。考官已经对她感到厌烦,也明白她不会行贿。因此,她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制度变得公平;它表明她经受住了反复考试,没有接受腐败交易。凯末尔带她、内西贝姨妈和塔里克去马克西姆歌舞厅,听穆泽延·塞纳尔演唱土耳其老歌,以此庆祝。
更广泛的许可与规避文化
驾照考试属于一幅更广阔的公共生活图景——正式许可与非正式交易并存。在电影审查制度中,电影制作人分阶段申请批准,围绕申请则形成了复杂的许可和贿赂官僚体系。凯末尔记得自己曾考虑找哪位代理人,帮助柠檬电影公司为《蓝雨》争取批准。这一对照并不是说电影审查与驾驶考试完全相同,而是说明人们要实现普通的职业或个人目标,往往得依赖熟悉如何应对国家程序的中间人。
其他情节同样呈现了官方规则与实际安排之间的距离。国家以配额严格限制外国酒类,但富裕社区的熟食店和时髦酒店酒吧却备有充足的黑市香槟、威士忌和香烟。后来,为菲颂一家安排欧洲签证时,凯末尔准备了文件,声称他们是受雇于萨特萨特、薪酬优厚的专家。这些情形各不相同,但合在一起展现了一个社会——正式限制并未消除非官方途径,反而使知识、人脉和金钱在与机构打交道时变得举足轻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菲颂坚持不行贿也要考取驾照,便不仅仅是固执。考官要求把驾驶能力公开展示,改装福特车里藏着向导,驾校与官员之间又有商业关系;这一切都让制度所宣称的择优标准显得可疑。菲颂拒绝把腐败当作无法避免的费用。她最终通过考试,使这种拒绝有了切实结果;而多年屡次失败的经历,则保留了坚持规则应当名副其实所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