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不幸”交替的叙事模式

美丽男孩:一个父亲陪伴儿子走出毒瘾的心路历程

“幸运的是/不幸的是”模式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大卫·谢夫借此讲述尼克·谢夫成瘾处境中的种种矛盾——一个儿子既受到深爱,又身处险境;既在康复,又容易复吸;活着,却并未痊愈。这种交替并未将这些对立面化解成令人安心的结论。相反,它让每种境况都与其相反面并列呈现,将一场儿童游戏转化为一种能够承载一个家庭持续不安的形式。

从儿童游戏到家庭故事

这个模式出现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大卫·谢夫在星期天带黛西和她的朋友去华盛顿广场游玩,她们看过哥伦布日游行后,他开车载她们穿过城镇,前往一家陶艺工作室参加生日派对。游行让他想起尼克·谢夫六岁时的情景——尼克跑向攀爬架,爬到最高处,向花车上的皇后挥手。在车里,女孩们玩起了一个受瑞米·查利普的图画书《幸运的是》启发的游戏。童年记忆与女孩们当下的游戏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母题先融入家庭的日常仪式,之后大卫才将它转向自己的处境。

大卫的私人版本以他最想确认的事实开头:“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儿子,我美丽的男孩。”紧接着,这句话便被“不幸的是,他是个吸毒成瘾者”回应。这个模式并未让任何一句话取消另一句。游行中被记起的孩子,与那个深陷成瘾的儿子,属于同一个生命,也属于同一段关系;爱意无法消除疾病,疾病也无法抹去儿子。这个并置体现了该母题的核心作用——它能够容纳看似互不相容的事实,却不假装其中一方可以化解另一方。

反复起伏,却没有圆满结局

这种交替结构属于一部回忆录,其中的事件一再拒绝从危机到痊愈的简单转变。家人不知道尼克是否平安时,恐惧持续了四天,直到他打来电话。后来,大卫在车里陪着受毒品影响的尼克,直到尼克筋疲力尽、睡了过去;随后,他必须立即设法找到一个愿意接收尼克的康复项目,否则就可能失去他。这些经历表明,恐惧可能多么突然地转为暂时的宽慰,而宽慰并不会消除潜在的危险。

这个模式也容纳了大卫明确意识到的一种道德矛盾——成瘾者可能并非自愿患上这种病,却仍是唯一能够为自己的病负责的人。尼克过量用药后住院,医生解释说,尼克失去意识时有人拨打了急救电话,救护车及时赶到或许救了他的命。大卫的反应并非从绝望单向转为感激。他说自己需要划定界限,弄清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同时又要保持灵活,必要时重新调整界限;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对尼克的爱比以往更富同情心。在这里,矛盾不只存在于成瘾者的病程中,也并存于父母的回应里——界限与灵活性、无能为力与爱、严峻危险与生存的机会。

这个母题的逻辑也说明了,为什么一段充满希望的时期不能被当作结局。大卫曾希望尼克写给贾斯珀的信能为家人关于甲基苯丙胺的故事画上一个幸福的句号。尼克后来复吸,这样的收尾便无法成立。大卫反思说,成瘾无法治愈,不过可能进入缓解期;受到成瘾影响的人也可以通过艰苦努力控制病情。复吸并未被描写成一个全新的教训,而是疾病顽固不退的又一个例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幸运的是”并不意味着康复已永久战胜成瘾;它指出一种真实的美好,只是这种美好仍可能失去。

大卫脑出血后的模式

大卫自己的蛛网膜下腔出血让这个模式有了第二种截然不同的意味。在脑出血之前,他曾想象将尼克的一切和担忧带来的痛苦从脑海中刮除,甚至渴望接受类似脑叶切除术的手术。脑出血后,他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重症监护病房醒来,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也不记得年份。身体危机并未抹去他对儿子的担忧。后来,在康复中的头脑里反复思量这段住院经历时,他意识到,连自己曾想象可以作为逃离之法的脑损伤,也没能消除这份牵挂。

改变并不在于危险消失了。大卫依然意识到未来可能发生灾难,包括再次脑出血和尼克再次复吸。改变的是他与痛苦的关系——他庆幸自己仍会担忧,因为这份担忧源于对尼克的爱;他也不再希望儿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消失。他还说,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变得稍微明亮、丰富而鲜活,同时也承认,尼克的成瘾仍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在这段文字中,这个模式不再只标示事件的交替,也展现出一种同时容纳痛苦与喜悦的能力发生了变化。

大卫对本书原定结尾的反思,在叙事形式层面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他原本希望故事进入成瘾之后的阶段,让尼克的信为一切系上一个整齐的蝴蝶结。复吸打破了这个构想。反复交替的结构反而更适合这样的故事——改善固然有意义,却从来不能证明疾病已经痊愈;父母的爱会持续,却无法赋予父母控制结果的能力。

保持开放的结尾段落

这个模式在一串简短的陈述中再次出现:“幸运的是,有一个美丽的男孩”;“不幸的是,他患有可怕的疾病”;“幸运的是,有爱与欢乐”;“不幸的是,有痛苦与悲惨”;“幸运的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最后这一转并未承诺下一章会平安或幸福。它的意义在于,故事还有下一章——其中仍有进一步痛苦的可能,也有进一步去爱的可能。

这本书以一个具体的离别场景结束这一段落。一架喷气式飞机驶离登机口,大卫挂断了电话。在这一幕中,最后一句“幸运的是”既不是治愈,也不是对尼克未来的断言。它拒绝把脆弱的希望误认为确定无疑,也拒绝把不确定等同于毫无希望。从对童年的回忆、一次次危机、复吸,到大卫从脑出血中康复,这个模式让回忆录得以继续,而不必编造一个幸福结局——每一种美好都真实存在,每一种危险也真实存在,任何一方都不能被用来抹去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