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军变时期

阿尔及利亚军变时期是一个转折点——马克·罗丹对法国陆上武装力量政治使命的信念，在此时彻底崩塌并转为叛乱。4月21日开始的兵变在几天内便告失败，但失败并未终结冲突——罗丹和仍追随他的士兵加入秘密军组织，将军事危机延续为一场针对夏尔·戴高乐政府的地下运动。

走向叛乱的道路

罗丹与政府的决裂，早在他于罗丹服役的印度支那战区参加战斗时便已开始酝酿。法国从当地撤军，随后他又在国内度过了令人沮丧的一年，这使他对政客和共产主义者的敌意愈发强烈；在他眼中，两者都是同一种背叛的一部分。他相信，只有军事统治才能使公共生活摆脱他所认定的不忠；他崇敬那些自我牺牲、而平民却安逸度日的士兵。对罗丹而言，批评军事手段、漠视士兵的死亡，都是国家已经抛弃军队的证据。

1956年春，罗丹离开罗丹启程赴阿尔及利亚的马赛时，相信这场战役会恢复军队的地位。他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杰卡尔入境后遭全国搜捕的法国的一部分，并期待政府和民众支持一场在他看来旨在保卫国家的战争。尽管镇压手段十分暴烈，叛乱仍在蔓延；但罗丹把伤亡不断增加、经济日益衰弱以及应征士兵士气低落，都视为次要困难。他坚信军队能够取胜，这一点比战争愈发不可能取胜的种种证据更为重要。

夏尔·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执政，起初似乎印证了罗丹的希望。罗丹将“法属阿尔及利亚”一语理解为继续维持法国统治的承诺，并设想这位新领导人会给予军队决定性的支持。夏尔·戴高乐按自己的方式重建国家，并开始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时，罗丹仍相信这种转变只是权宜之计。等他终于明白，夏尔·戴高乐的愿景并不包括一个法属阿尔及利亚时，他的信念便转为对政治体制、尤其是对总统的仇恨。罗丹率领几乎整个营参加了阿尔及利亚军变时期的政变。

政变及其失败

4月21日，法国陆上武装力量的数支部队发动兵变，反抗本土政府。第一殖民地伞兵团几乎全体加入。只有少数应征士兵悄悄离开营房，前往省长办公室集合；职业军人放他们离去。一周之内，叛变者与效忠政府的团之间便爆发了战斗。因此，这场叛乱所揭示的并非一支团结一致、反抗政府的军队，而是一支内部发生分裂、彼此争执应当效忠何方的武装力量。

夏尔·戴高乐凭借一种军官们大多不以为意的通信系统平息了政变。危机发生前几周，部队中发放了简易晶体管收音机。许多军官和高级士官认为，这些不过是无害的消遣，能在营房生活的炎热与无聊中带来家乡的音乐。然而，当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时，阿尔及利亚各地数以万计的应征士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直接听到了夏尔·戴高乐对他们的讲话。他的号召明确要求他们作出效忠选择，并敦促他们追随他。

这些收音机改变了力量对比，无须指挥官亲自前往每一处营房。有些营长醒来后发现，离开他们的只有少数军官，却有大多数军士已经离去。打破叛乱的，正是那些原本看似纯粹用于消遣的设备——广播将总统与分散各地的应征士兵联系起来，并在作出抉择的当下，让政府的立场变得切近而明确。音乐作为消遣与总统讲话作为指挥工具之间的反差，展现了一个普通物件如何迅速成为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

罗丹与事后发展

罗丹的处境不同于那些部队在身边瓦解的指挥官。他的120名军官、士官和士兵留在了他身边。他的部队中，曾在罗丹服役的印度支那战区和阿尔及利亚乡间作战的老兵比例，高于大多数其他部队。累积的战斗经验帮助他保住了一支忠诚的核心力量，却无法扭转政变失败的局面。罗丹及其追随者与其他仍反对政府的参与者一道，组成了秘密军组织，誓言推翻他们视为叛徒的总统。

因此，这个月的意义不仅在于叛乱本身的失败。这场叛乱暴露了军事团结的局限——部队发生分裂，应征士兵选择响应政府的号召，而罗丹幸存下来的队伍则从试图夺权转向秘密反对。促使他起事的政治主张依然存在，但手段已经改变。原本发生在军队内部的兵变，转变成了一个对抗国家的组织。

后来，罗丹成为流亡中的秘密军组织行动负责人安托万·阿尔古的副手。行动处将阿尔古带走后，罗丹便有望接掌旨在刺杀夏尔·戴高乐的行动。后来的权力交接，使1961年4月的危机在更广泛的历史脉络中占有直接位置——政变失败本身并未催生那场刺杀行动，但它促使罗丹及其幸存骨干脱离军队、加入秘密组织。因此，阿尔及利亚军变时期既是一场失败的军事叛乱，也是罗丹从现役军官转变为后来地下战争领导者的关键转折。